“文学翻译是乞灵巧悟、悉心修辞的文字工作”

初冬周末的一个傍晚，我和评论家曾镇南一起来到翻译理论家罗新璋的府上，拜访这位仰慕已久的法文翻译家。在罗先生朴素的居室里，最吸引人目光的是散布于各个房间的书，其中北边一间屋子有整整一个柜子收藏着他翻译的司汤达小说《红与黑》的各种版本。罗先生对自己的书放在哪里很清楚，豪爽地取出自己所译的网格本《特利斯当与伊瑟》、商务印书馆的《列那狐的故事》、巴蜀书社的《红与黑》，当即签赠给我，令人感动。

罗新璋1936年生于上海，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1957年毕业时，系主任冯至本来已宣布他与来自湖南的德语专业同学樊益佑一起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后因这位同学被划为“右派”，两人一起改到国际书店负责进口法文图书，主要工作是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书单子，核对订单上的作者、书名、定价、出版社、出版年月等项是否有误，再统一寄给外国代理商，一干就是5年零4个月。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并没有磨蚀他的意志，反而使他在学习研究翻译中找到了莫大的乐趣。后经对外文委副主任周而复干预，罗新璋于1963年初调到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从事中译法工作，与著名评论家、散文家陈丹晨和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伉俪等共事，在这里工作17年，一直到担任编委和法文组组长。罗新璋1980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后，听从钱锺书先生建议，开始着手选自己喜欢的书进行翻译。他在外文所工作16年直到退休。在这期间，罗新璋从事的主要是翻译与研究。他的夫人高慧勤195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曾与罗新璋同在国际书店工作，负责日文图书进口；后到外文所主持日本文学室工作，是一个颇有毅力、成就卓著的翻译家。

罗新璋退休后，于2004年至2007年，应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之邀，讲授中国翻译史3年。为两届博士生各开课一学年，主要是研读文献和课堂讨论；给硕士生授课一学期。受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一文启发，以“传统译学的三周期”设计课程，分案本阶段、求信阶段、神似阶段和化境阶段。另有一学期专讲傅雷翻译，征引傅雷译例几百句，听课的也有外校生。在这3年里，投入巨大精力进行深细阅读，留下两厚摞讲稿和笔记，有待整理成文。还有一份“傅雷翻译两百句”，因只讲了一次，打出草稿，更待敲定。在3年任教后期，凭兴趣编了一本《古文大略》。罗新璋主张“读千年华章，打三分根底”。他认为，外语出身人士文化功底欠厚，中文能力的养成需要靠长期阅读积累，而熟读古文选本不失为便捷之路，因此在台湾师大担任客座教授期间，利用图书馆藏书丰富的有利条件，专门为青年外语学人编了一本《古文大略》，收入180篇经典之作，除了不可不选的经典名文，特意选入一些思想深刻、有利于增强人格涵养的文章。为便于青年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的翻译思想，特意将支谦的《法句经序》、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等翻译文献收入其中。

人的一辈子各有命运，谁也不知道会将自己带到哪里。回首自己与翻译的因缘，罗新璋感慨良多。引领他走上翻译道路的，前有傅雷，后有钱锺书，“前学傅雷后学钱”。大学二年级时罗新璋读到课文上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原文“母与子”一节，课后借来傅雷译作对照阅读，发觉翻译竟能译得那样精彩，于是寒假未回上海，找来《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清晨》原文，与傅雷的译文进行对读，傅雷翻译之高明令他击节叹赏，从而引发了对文学翻译的浓厚兴趣，从此钟情于翻译事业。

罗新璋在国际书店工作期间，除了下放劳动，业余时间全花在抄录和研读傅雷译本上，1960年曾以9个月270天，一字一句地将傅雷译文抄写在法国原文小说行间，共计255万字，把傅雷译法从抄录着手，慢慢领悟文学翻译之道。1963年初他曾致函傅雷就翻译问题求教，大翻译家以最快的速度给他写来回信，信中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主张，并说，翻译的第一要求是将原作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罗新璋在这个领域中默默跋涉了40余年，至今已陆续译出《红与黑》《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栗树下的晚餐》《黛莱丝·戴克茹》，以及《不朽作家福楼拜》和《艺术之路》等作品，还编译了《巴黎公社公告集》，另有论文集《译艺发端》、散文集《艾尔勃夫一日》等。

翻译《红与黑》是罗新璋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应浙江文艺出版社约请，罗新璋于1991年2月至1993年2月期间完成了翻译工作。当时《红与黑》已有赵瑞蕻、罗玉君、郝运和闻家驷的译本，且流传甚广。年过半百的罗新璋迎难而上、只争朝夕。上班后，业余时间不够，便定了一个作息制度，早晨4点起床，译到7点多去上班，再利用工作空隙进行校正修润，每天的定额是1000字。回首翻译《红与黑》这段经历，罗新璋说，每次动笔前自己必反复阅读原著，于本源处求会通，并细致参阅傅雷译文以寻找译法，下笔翻译时则不拘泥于原文句法结构，奉行“悟而后译，依实出华”的原则。罗新璋坦言，学然后译，译然后知不足。他搞翻译用的是笨办法，前面有抄傅雷译文的苦功，打牢了翻译功底；翻译时学习傅雷，吃透原文，把字里行间的意思也译出来；上下文照顾到，理顺文气，繁复的字则用“一字两译”、相互阐发。如《红与黑》上卷第十三章有一句，前辈翻译家译作：“他好像是立在一个高高的岬角上，能够评价，也可以说是能够俯视极端的贫乏（pouvreté），以及他仍旧称之为富足（richesse）的小康生活。”按语法，依样画葫芦译，自无不可。若从重修辞角度，悟出原文里有贫富两字，不妨悟而后译为：“评断穷通，甚至凌驾于贫富之上。”表面上看，是一词两译（“贫富”和“穷通”），实质上起到“依实出华”的修辞效果。与西文主从句可混搭不同，中文行文习惯，讲主次，定先后。先译出主句，“评断穷通，凌驾于贫富之上”，再拾补充短句：“他的所谓富，实际上只是小康而已。”这样，整个句子念起来就比较顺。《红与黑》的翻译曾数易其稿，交稿后又大改了两次，力求翻译妥帖。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张成柱认为罗译《红与黑》是“不带一点翻译腔的精彩传神译文”。翻译家柳鸣九说：“我生平有一志，只想译出《红与黑》来，但得知他（罗新璋）在翻译《红与黑》后，我心服口服，从此断了这个念想。”翻译家罗国林也表示，有出版社约他重译《红与黑》，他没有接受，理由是“有罗新璋的译本在先”。罗译《红与黑》迄今被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达40多个版本，成为我国翻译文学中的一部经典译作。

出于对傅雷先生的崇敬与哀思，罗新璋在《文艺报》1979年第5期发表《读傅雷译品随感》，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傅雷译作的评论性文字。发表后反响热烈，引发编辑过“林译小说丛书”10种、“严译丛书”8种的商务印书馆编辑陈应年约请他编选一本汇集我国翻译文论的专集。罗新璋屡辞未果，遂于1982年秋开始查找资料，动手编这本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每天骑车一小时到东厂胡同科学院图书馆，从开馆一直待到闭馆。不能复印，就手抄，一干便是4个多月。他认真梳理了上自《周礼》《礼记》，到汉魏六朝及唐宋，再到元明清，一直到近现当代的中国翻译历史，仔细研究了以支谦、道安、鸠摩罗什、严复、朱生豪、傅雷和钱锺书等为代表的中国译家的翻译实践和论述，深感中国翻译理论之博大精深并为之自豪，深信中国译学理论必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当代译学发展既要植根传统译论这一“酵母”，也要在国际上“敢于言我”，才能“走出去”。他为《翻译论集》写的序言，题为《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与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翻译研究论文，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罗新璋认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可凝练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8个字。而唐代贾公彦之“译者易也，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可视为世界上最早的翻译定义。《翻译论集》以其宏富的规模、充实的内容、缜密的体系，成为中国当代翻译史料学的重要选本，罗新璋因其《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等论著而成为新时期以来我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他西学功底扎实自不用说，传统文化学养同样深厚，他的文字优雅知性，辞质义深，以数十年不懈追求，为当代外国文学翻译及翻译理论建构和学术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罗新璋先生近年因腿脚不便，很少外出了。行得少则坐得多，亦望他能集中精力，把《传统译学的三周期》《傅雷翻译两百句》由讲稿整理成文，惠及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