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佴旻：《听画》后记

　　书名：《听画》 　　作者：杨佴旻 关勇 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98.00元 　　一晃的时间，从画出白菊花算起，我在宣纸上作色彩水墨画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二十年来，水墨画的进展并不大，几代画画人却是在变老。关于色彩，这些年总是有朋友们建议我说点什么，出版社的朋友约我写技法书，但是总感觉越重视越不敢张嘴，这么多年来的习惯是，认真做事。绘画是观看的艺术，如果没有能说明问题的作品，编故事套学问，说再多也没用。 　　我个人的感悟，总觉得单色压抑了水墨画作为绘画的天性。古代画论有“墨分五色”，意思是把墨色分出浓淡以后如同缤纷的色彩那样丰富耐看，这种论述说明古人也需要色彩。但是，为什么自宋以后人们不用色彩，而是把墨分出浓淡来充当色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与当时画家的基本素质以及长期以来的审美推动有直接关系。 　　晋唐以前，绘画是有色彩的，“丹青”即指色彩。到了宋，以士大夫为代表的文人，没有受过绘画基本功的训练，他们的长项是书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单色写意，似与不似为基本审视特征的绘画形式，这种由文人画的画当时没有称谓，颇像现代的“农民画”、“农民工诗歌”，时间一久，“文人画”成了一种绘画的名称。当时“文人画”特指文人画的画，也是以此区分专业的院体绘画。 　　古人在宣纸上画画是在水和墨里作文章，延绵近千年，形成了高度完善的体系与程式。以至于，今天人们看到色彩水墨会说像油画。艺术形式是不断丰富与变化的，变化是艺术的根本，是绘画的根本，色彩不是油画所独有。八九十年代对水墨画的大讨论，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是说水墨画不行了，水墨画承载不了现代，当中国社会现代化那一天中国画的使命也将完结。十几岁的我感到很惊慌，心想，水墨画完了岂不是我也完了，我不信，我也不能信。后来上了大学，有一天我在教室画画，一个看我画画的人问我，那么多颜色你为什么只用花青和赭石，其它颜色干嘛？我愣了，我一数那盒国画色是十二支。是啊！这么多颜色不用它干吗？那一刻，我感觉愧对了丰富的国画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上苍派来的使者，我知道那句话对我很重要，我沿着那个疑问完成了我的水墨画由单色到彩色的创作实践。 　　当看到色彩缤纷的中国画，别疑惑，艺术没有定式。也不要以为那绚丽的色彩在宣纸上出现是个简单事，徐悲鸿先生曾经说“宣纸不近色”，色彩是百年来中国画前行的大难题。如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过这个问题：“那么多颜色留着它干吗”·画家怎么能对颜色视而不见·我想，当成熟的色彩水墨出现了，人们在宣纸上的惧色心理也就打破了，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1997年，陶咏白，贾方舟二位先生为我的水墨画写下了最初的评论，并得以在《江苏画刊》、《美术观察》等发表，罗丽女士在北京红地艺术中心举办了我在国内的第一次个展。后来，水天中、刘骁纯、郎绍君、翟墨、顾森、江黎、浜本昌弘（日本）、高玛吉（美国）等教授为我的作品撰文评介。1999年7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比较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杨佴旻水墨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反响热烈，电视、报纸、杂志等众多媒体传播报道，cctv3播放了二十分钟的专题。 　　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中国涌动着拥抱世界的热情，世界对东方古国也充满期待。创新是那个时期的共识。后来开始了反复，然而，人不可能倒着走路，也没人会回到洞穴里了。别说回到洞穴，来自农村的打工人，在城市里漂着，干着待遇低还很辛苦的工作，但他们不回去，即使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再反复，社会一定还是往前走，回归之类的说法，可以是一种情怀，但生活成不了穿越剧。 　　随着创作的成熟，各方关注多了起来。2010年，关勇发来一组为我的水墨画作品配的词，陆陆续续，到了2015年已经有一百多首，还包括我的雕塑、装置、行为艺术。古词新画，熟悉而又陌生，熟悉是因为自古诗、画同源，陌生是古典的词与图新的画，这样的揉合很特别。关勇说，他对画作的诠释是随时变迁的，虽然是古典诗词的形式，但绝不刻意雕琢，由感而发，由衷抒情，一贯而就。写的是词，并不拘泥格律，如若按程式填词他认为太做作，喷泻出来的气就泄了。《听画》得以出版，要感谢关勇老弟，感谢王焰社长，感谢出版计划。 　　大转型的时代，社会发生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走出去，几乎所有人都在往外走，有人走向了国外，有人走到了城市。中国画由传统走向现代，由自娱自乐自我欣赏走向国际语境。社会变迁，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文化馆、画院、大学、职业画家为主的创作人群。千年来文人代替画家的情形告以结束。 　　我喜欢萨尔瓦多·达利那极尽造作的天才之作，也喜欢朋友对爱琴海水能把胳膊染成蓝色的描述，我却不能允许在自己的作品里、生活中有半点的夸张和虚张声势，平常是我的最高经纬点。我希望一个燕人的元气，囫囵一个我。 　　2016年9月9日星期五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