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传统文人的君子风范——当代文言尺牍

　　尺牍是中国历史上对书信的别称之一，又名书、简、笺、函、尺素、书札、信札等。尺牍概念于汉代初步形成，魏晋时期，开始与公文书相区别，专指私人书信，媒介也由竹帛转为纸张，诞生了不少书法精品。唐宋以降，文人间尺牍往来更为频繁，且多附于文人别集之中，有时单列一类。明清两代是尺牍文学的高峰期，尺牍专集大量刊行，尽管某些尺牍选本一度被清廷列为禁书，但文士笔札往来不辍，且受治学风气的影响，出现了大量论学尺牍。晚清以后，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尺牍范本教程数量激增。文学革命以后，尺牍在书写语言上又有重大变革，出现了文白并行的局面，“文言尺牍”也成为与白话书信对举的新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白话文成为主流书面语，文言教育的主要目标也由习作、应用转向阅读欣赏。但是文言书写作为一种习惯、宗尚或志趣，依然流行于作家、学者、书画家及古典文艺爱好者之间，特别在尺牍这一文体上，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且具备旺盛的生命力。近年来，有学者已敏锐察觉到此一现象的重要意义。

　　派兼新旧二家，域跨学艺双坛，是当代文言尺牍作者的总体特点。笔者在初步梳理当代尺牍文献的基础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至今七十余年的文言尺牍作者分为四类。第一类，活跃于1949年前并于1949年后在世的旧式派文人，保持文言书写习惯，留存了大量尺牍作品。这些旧派文人于1949年后多在作协、文联、文史馆等机构任职，据《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所载，既有“鸳蝴派”代表作家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秦瘦鸥、范烟桥，也有著名词客张伯驹、陈蝶衣，南社巨匠柳亚子，上海才子平襟亚等，该群体以郑逸梅为中心，形成了庞大的文言尺牍交际圈。第二类，许多“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也是当代文言尺牍的重要作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新文学创作为主的作家们，在写作文言尺牍时，均展现出扎实的旧学功底。该群体中既有新文化运动时期即已驰名文坛的郭沫若、茅盾，以及现代派小说的先锋施蛰存，散文家叶圣陶、夏丏尊、周作人等，也有1949年后影响较大的著名作家，如孙犁、聂绀弩、俞平伯、汪曾祺等。他们并未受文艺创作上的习惯限制，而是根据致信对象选择书面语体，如施蛰存、汪曾祺、叶圣陶三人，本以白话书信为主，但在与郑逸梅、古剑等人的笔谈中，却自觉地使用文言，既是对来信者表达习惯的尊重与配合，也是对传统文化自身的一份敬意。第三类，不少历史文化学者及相关从业人员，以其深厚的知识与学养，撰写了大量精彩的文言尺牍。该群体以高等院校、科研机关以及相关文化机构为中心。一方面包括高校教师与研究人员。如辅仁大学顾随先生早年致叶嘉莹先生的文言尺牍，成为当代诗词学脉传承的重要见证。其他如陈垣、缪钺、程千帆、冯其庸诸先生，也均擅长文言尺牍创作，钱锺书先生还常以骈文修书。此外，一些寓居港台的学者也有文言写作的书札出版，如钱穆、饶宗颐和李敖等。另一方面包括出版编辑领域的从业人员。如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长年对年轻学者悉心指导、提点扶掖，鱼雁往来不断，王兆鹏先生《书信中的历史》一文就收录傅先生来函二十余件，其中不乏文言佳作。受行业性质影响，文言尺牍成为许多编辑青睐的交流方式。第四类，一些书画艺术家，常年与古人书札亲近，在书信写作上也偏好使用文言。如启功、顾廷龙、赵朴初、谢稚柳、钱君匋、王蘧常、吴湖帆等，他们不仅技艺精湛，且往往学识充沛，文采斐然。很多身处文博系统，或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其尺牍往来也多与文物鉴定、书画鉴赏相关，其作品除了书法上的审美意义之外，还兼具较高的学术价值。

　　当代文言尺牍除了拥有广泛的写作群体之外，在文体的语言、形式与结集方式上也呈现出新特点。其一，当代文言尺牍在语言方面，除了保持文言谦恭委婉、简洁精练、典雅庄重的特点之外，也积极适应潮流，破旧立新。一方面，融入了新词语及语法，加入了“您”“同志”等人称代词，在语序上也做出调整，追求浅显平易的效果。另一方面，删汰了刻板的寒暄语、肉麻的颂扬语以及某些等级色彩浓厚的谦敬语。再一方面，文言尺牍中时常夹杂白话语句甚至段落，呈现出文白混一的效果。如启功先生以言辞风趣见长，在行文时，常在文言掺入一二白话作为调侃，灵动而不失优雅。其二，当代文言尺牍在写作形式上不拘一格。一方面，在书写工具上，软硬笔兼施，笔迹色彩以黑、蓝为主。纸张形态多样，除传统笺纸外，经常使用机关单位的专用稿纸。另一方面，在文字安排上，简繁字体，横竖排版，皆因作者习惯及致信对象而随机应变，有的文言尺牍还辅以新式标点，既方便了写作阅读（如逗号、句号、书名号），也能起到加强语气（如叹号、问号）、丰富意义（如引号、破折号）的作用。其三，当代文言尺牍的结集方式呈多样化趋势。一方面，既有以公私收藏为内容的尺牍影印本，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中华书局的现当代尺牍合集，以及郑逸梅、周绍良、罗孚、谢辰生、常任侠、杨仁恺、容庚、吴丰培等人珍藏的友朋书札；也有以时期为限的尺牍合集，如《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遗墨》《二十世纪中国名人书信集》《现代作家书信集珍》等。另一方面，既有以单个作家为类聚标准的尺牍别集，如《常任侠书信集》《徐悲鸿书信集》，孙犁的书信集还以排印和影印两种形式出版；也有依内容主题类聚的尺牍专集，如《熊十力论学书札》《词学书札萃编》《尺素海宁》等。其四，在电子通信工具极为发达的现阶段，文言尺牍还以电邮、微信为载体，充分发挥电脑、手机等工具优势，使得书写和传播更加便捷，在“互联网+”思维引导下，将数千年来依赖鱼雁邮驿的传统方式，转化为当代数字化生活的一部分，从而激发文言书写的生命力。

　　当代文言尺牍的庞大的作者群体与作品数量，构成了当代文言尺牍的绚烂图景。在文言文创作这一文化遗产亟待传承的当代，尺牍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文体范式与文风，为文言写作走入现代雅致生活提供了借鉴。当代文言尺牍还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充当了历史的放大镜与显微镜，学者因此得以考察“折叠”在宏观叙述中的史事细节与书信写作原生态。文言尺牍还是中国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文言尺牍的整理和研究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各文化机构通过公开展览、影印结集等方式，可使社会大众养成对文言尺牍的珍爱与亲近，在阅读中，感受传统文人间有礼有节、相知相重的君子风范。

　　 （作者：刘慧宽，系上海大学中华诗词与创作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