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未刊珍稀古籍“活”在当下

　　又一次沿着孤山的石阶拾级而上，华东师大终身教授严佐之的脑海中，时空穿越。

　　40年前，风华正茂的严佐之初登孤山，来寻访藏于孤山杨虎楼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从事古籍整理的年轻人非常小众，非常小众！40年过去了，杨虎楼的昔日与今天，见证了古籍保护的长足发展！”

　　此刻，在杨虎楼中，装帧古朴大方的《浙学未刊稿丛编》（第一辑）（以下简称“《丛编》”）静卧红绸下，等待着来自全国的古籍收藏保护和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严佐之此行正是为它而来。

　　“好书！好书！好书！重要的事说三遍。”严佐之无法按捺心中的兴奋，连声说道。“浙学虽是地域性的学术，但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浙江有悠久的文献收藏、刊布传统，此次未刊的稿抄本，有部分选自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版本，从先天来讲已经成功了一半。浙江图书馆、浙师大、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三家联手推出了一套好书。对于推动学术增长点的生成毋庸置疑。”

　　“品龙井茶，赏未刊稿，会学术友，得高山志。”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巴蜀全书”主持人舒大刚教授赋诗表意。“杨虎楼展示的《丛编》弥足珍贵，让我们亲近先贤。未刊稿多为作者手稿，先贤手泽存焉，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雅好与修养，给人真切感，亲切感。刊布的珍贵稀见资料，会开拓学术研究新的领域，完善学术新的体系。”舒大刚预言。

　　同来的还有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雁平教授。他感慨：“起念做一套大书时，无论对于出版社、图书馆还是研究者，可能首先要自问：价值何在？进一步追问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一百年之后，真正的价值何在？我们这个时代不缺钱，也不缺书。但是特别需要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出版物。”对于《丛编》的价值，徐雁平是肯定的。

　　《丛编》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指导、谋篇布局，亲任第一任指导委员会主任、亲自撰写序言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项目成果，同时也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16年正式启动，主要收录浙籍人士以及外省人士有关浙学的未刊稿抄本著作（1950年后未刊印的稿抄本及价值较高的孤本印本）。分五辑出版，共收录130余人著述约400余部（种），计1800余册。其中稿本约310余部1470余册。这套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把目光对准了“未刊稿”，优先选入第一批至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浙江图书馆藏稿抄本以及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所藏有关浙学未刊稿抄本。《丛编》选目坚持凡在1950年后影印或整理排印过的古籍基本不收。按照“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项目立项时的设想，尽可能做到不同馆藏版本之间的比对，收录最理想的版本。如此一来，《丛编》所收稿抄本，“珍稀”价值凸显。对于绝大多数收藏《丛编》的图书馆来讲，它具有“唯一性”；对于绝大多数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学者，入选《丛编》的古籍，都曾是“锁在深闺人未识”的秘藏，如今，这些珍贵稿抄本的出版，展示了一片曾被遮蔽的历史天空，无疑会激活新的学术增长点。

　　主编的坚持：分享古籍资源

　　《丛编》主编徐晓军当过图书馆采编部主任，在浙江图书馆馆长任上，主持了全省的古籍普查工作，经过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使浙江成为全国率先高标准完成古籍普查的省份。做图书馆采编部主任时，徐晓军常常遭遇这样的尴尬：一套新出版的成百乃至上千册的大型古籍丛书，其中会有相当比例重复收录了其他丛书中已有的古籍。买，意味着一部分古籍的重复收藏；不买，又会使馆藏出现缺失。买与不买，真是个两难选择。

　　与许多古籍重复影印并存的是相当一批珍贵的稿抄本依旧被秘藏。在古籍普查中，我国稿抄本古籍资源逐渐得以厘清。仅以浙江省古籍普查结果看，该省近百家单位藏有明清至近代的稿本5700多部、抄本17000多部，其中许多是在近年普查中新发现的，以前没有被各种古籍目录著录，更没有影印出版过。

　　未刊稿抄本的“唯一性”，自然使它成为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保护的措施更加严格。保护与利用的矛盾进一步显现，珍稀学术资源由此消失在学术研究者的视野中。见珍稀古籍难！见稿抄本更难！

　　所以，《丛编》的第一条选目原则就是优先影印那些入选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省级珍贵古籍名录的稿抄本，“这些珍贵古籍出版后，学者基本就不用到图书馆借阅原件了，在方便学者借阅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古籍的保护。”徐晓军说。

　　未刊稿抄本，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

　　与刊刻本古籍不同，稿抄本带给了我们更多的来自著述现场的历史信息。

　　珍贵稿抄本有助于还原作者身处的文化生态。例如，顺治十四年发生了著名的丁酉科场案。“江左三凤凰”之一的吴兆骞被牵扯进来，流放宁古塔。这是清代文化史上一个有名的事件，也是清代文字狱的第一案，东北流人文化自此渐兴。吴兆骞很有个性，结交了不少朋友。他在宁古塔的二十多年间，很多人给他写诗赠文。其中，顾贞观为他填词，感动了很多人。纳兰性德欣赏他的为人，设法将他救出。收入《丛编》的清人张廷济辑稿本《秋笳余韵》《秋笳集附编》，反映了有关丁酉科场案的文化史，记录了文字狱案的史实和前后发生的很多故事，再现了清初文人生活的面貌，以及丁酉科场案出现之后文人的心态和生存状态。

　　珍贵稿抄本可以再现学术史本真。“翻阅《丛编》，让我对学术史的认识有了很大改观。比如，陈选是明代重要的理学家，他的诗文集早就失传，收入《丛编》的《恭愍公遗稿》为清初抄本，诗歌数量差不多是清末张廷琛所辑《陈恭愍公遗集》的十倍。明代书法家丰坊的《南禺外史诗》稿本，不仅有文献价值，而且有很高的书法价值。明末学者祁彪佳有不少著述传世，《丛编》收入的七种稿本，可与其他文献相互比照，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姜希辙《理学录》九卷清抄本是一部有关阳明学派的学术史著作。姜希辙与黄宗羲两个人是师兄弟，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二人在学术观念上有所不同。如关于阳明心学的流传、东林学派的不同看法，反映了清初学者对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的一种复杂的认识观念。我们现在对清初东林之学、清初人对东林之学的评价，实际上存在片面性。姜希辙的《理学录》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学术史的历史空间，历史上学术思想生成的原生态面貌。对比这几部书，我们可以改变、更新对学术史的认识。”……李圣华如数家珍。而最让他感到兴奋的，是藏于余姚博物馆收藏的一部《宋元学案》稿本。清康熙年间，黄宗羲撰成《明儒学案》一书，梁启超认为“中国自有学术史，自此始也”。而后，黄宗羲又计划向前追溯，撰写宋元时期的学术史——《宋元学案》。他生前仅是发凡例，去世后，其子黄百家及全祖望、黄璋、黄征乂、王梓材、冯云濠等多人相继增补、校勘，直至道光年间，《宋元学案》才梓刻出版。“在《宋元学案》成书过程中，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黄璋、黄征乂等人各有何贡献？纂修思想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李圣华说，《丛编》收入的这部稿本，保留了全祖望、黄璋、黄征乂等人的手迹，将其与其他版本的《宋元学案》相互比对，析骨还肉，就可以辨析诸家的思想异同、贡献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