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徒楮墨旧尤见薪火情——光明日报社藏线装古籍述览

　　《俟堂专文杂集》影印的鲁迅手迹

　　《志摩的诗》扉页上的作者手迹

　　吴梅赠予王季烈的《曲品》

　　《江左三大家诗钞》末页题跋

　　《自青榭酬唱集》扉页签赠笔迹

　　《韩昌黎先生全集》中的批注

　　【光明书话】

　　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益可喜。

　　——清人许益斋藏书印中语

　　光明日报社的图书资料室，有藏书约九万册，其中的线装古籍大约有一万册。这些线装古籍，其中大体固然是雕版刻印的传统意义上的古籍，但也有相当数量（约占总量30%）的书籍，为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延续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旧版再印、影印或者新排铅印的线装书籍。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书籍也应该算是古籍，因为“中国大陆50年代后期所建立的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大多是影印、铅印、石印或清代同治、光绪以后的刻本”①。专业的图书馆收藏古籍尚且如此，可见古籍的定义及范围，也是因时代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

　　据初步了解，在几家新闻单位中，人民日报社图书馆藏有6000多册线装古籍，其中清代刻本2000多册。新华社图书馆尚无具体的古籍目录，也不具备收藏大量古籍的基础，但有少量民国时期线装古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图书馆，则没有古籍收藏。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虽然整体规模远远小于上述三家新闻单位，不过在古籍收藏这样一个侧面，则表现出与其特色相符的一定程度的优势。

　　光明日报社所藏古籍，并非是按某种体系统一搜求购置的，其主要来源为同仁前辈捐赠，也有部分历史留存。如果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这些古籍有一个明显特点：集部图书比较多；史部图书虽然单部体量较大，但种类较少；经部图书则只有零星的几部。这个特点，其实也是时代风气的见证。

　　清末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对于图书的购置，认为应该“置书先经部，次史部，次丛书。经先《十三经》，史先《二十四史》，丛书先起种类多、校刻精者。初置书时岂能四部完备，于此入手，方不至误入歧途”。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传统藏书观念的代表，但是到了民国初年，因为科举废除，经部图书不再为人所重，所谓的置书正途观念有了极大改变。“因民初学者，注重新书，厌见古籍，情愿以《皇清经解》②正续两编，换取《平民政治》上下二册也。”③再后来，因为白话文日渐普及，求获古籍以作研究者逐渐增多。此时，集部图书因为种类多而卷帙少，且易翻检，很受购书者欢迎。报社的同仁前辈，因职业关系，所看重的首推文章辞藻，学术研究次之，购置图书也是依循这样的想法，所以后来捐赠，自然集部图书较多。

　　兹将光明日报社所藏古籍，略举几种有特色者简述如下。

　　可称“善本”的书

　　什么样的书算是善本书，历来并无一定、量化的标准，历代藏书家也提出过不同的定义和概念，但总是从书籍文物性的方面来考量多些。随着年代的推移，古籍传世日稀，清代顺、康、雍、乾年间的刻印本，已可遇不可求。早在30年前，就有学者提出，应将善本书时代下限划定在清代乾隆末年（1795年以前）。时至今日，基于光明日报社的藏书规模，选定所谓善本书，标准比一般图书馆恐怕还应更宽泛一些。

　　《江左三大家诗钞》六册，清刻本，11行21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明末清初诗坛，成就最大的诗人当属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因为三人籍贯在清初都属于江南省，江南历史上有江左之称，故三家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康熙七年，顾有孝、赵澐选编三人诗作，辑成《江左三大家诗钞》。报社所藏的这部书，并非初刻本，当是后来翻刻。此三人都因先仕明后降清，而被编入《贰臣传》乙编，其作品在乾隆中后期成为禁书。尤其是钱谦益，被乾隆评作“有才无形之人”，其作品禁毁最严。因此，这部书的刊刻应在乾隆中期之前。

　　此书每册封面均钤盖“阳湖杨守彝字佩瑗号则斋”朱文印，最末一册题字“同治乙丑购得于绍兴郡城，价千钱”。钤盖“葆彝”白文印和“佩瑗”朱文印。可知此书在当时价格不菲。曾经的主人杨葆彝读书时还批注过，比如吴伟业《海户曲》一诗下，有原注“南海子周环一百六十里，有海户千人”。杨氏又注“在永定门外二十里，亦名南苑”。由此可知，诗中吟咏之地，如今正是北京大兴区的南海子郊野公园。

　　《列朝诗集小传》五册，旧抄本。明末清初的文坛，名声最著、故事最多、争议最盛的人物，非钱谦益莫属。钱氏以文学冠东南，不仅为东林魁率，更有编纂明史的志愿。他迎娶柳如是为次妻后，筑绛云楼居住，楼中所藏古籍极多。可惜绛云楼后来失火，典籍史稿付之一炬。后来钱谦益撰《列朝诗集》，集中所选作家皆有小传，叙述人物生平兼评诗作，颇具卓见，也算偿还了著史的志愿。所以此书颇为人所重。如前所述，钱氏著作乾隆后遭到严禁，故多抄本。此本字迹精美，触手如新，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韩昌黎先生全集》两函二十四册，陈仁锡评阅，明刻本，9行20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此书笺题白松堂本，国家图书馆亦有著录，版本特征相同，但形态为4册，似乎有误，如此卷帙装成4册，怎能翻阅？此书遍钤朱印，前后计有：守忠之印（白文）、信初（白文）、樊氏信初（朱文）、省心草堂藏书（朱文）、继起（连珠白朱相间）、砚公（朱文）、尧云印（朱文）、余事作诗人（白文）等。此书的诗集部分，批注满纸，其“古诗”一章下注“道光二十四年重阳后一日阅毕诗十卷，批注从顾本（穆刻）抄补。尧云钱继起识于萍梦馆”。在明末，评阅韩愈文集的书，有两家最著名，一是陈仁锡评阅本，一是顾锡畴评阅本。由印章及此注可知，此书大概经过樊信初与钱继起两人收藏，而钱氏大概特爱韩愈的诗作，得此陈仁锡评阅本，又找来顾锡畴评阅本，将顾的评论都抄了上去，合两家阅评为一，这样大约也算圆了他的一个“萍梦”吧。

　　引人联想的签赠钤印本

　　这部分书都为民国之后的线装书，不为传统藏书家所重视，但其中涉及的人物故事，也颇有意思，有些书也极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