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时代留下传记般的作品

　　中朝会师（油画） 113.5×220厘米 1959年 万今声 龙美术馆藏

　　《踱步》是陈逸飞1978年创作的具有自画像性质的油画作品。其画面的左侧是一把带有厚重历史感的老旧黑色靠背木椅，右侧是艺术家低头沉思的背影，整幅画的背景是鸦片战争、甲午风云和八国联军等内容组成的历史画卷。在这幅作品中，陈逸飞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将自己带入画中，意在凸显以人文视角回顾历史、反思历史。这也是他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中表现正面形象的一次大胆尝试。

　　正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出的“踱步：七十年的走过”，即以《踱步》为发端，集合了该馆收藏的近200件油画、国画、版画、素描、雕塑等作品，以“领袖与革命”“战争与和平”“新兴与转型”“时代与步伐”等6个专题板块，展示了新中国主题美术创作的源流与发展。

　　走入展厅，《向井冈山进军》《解放区的天》《中朝会师》《把第一根无缝钢管献给毛主席》等一系列作品引人注目，其中不乏靳尚谊、吴作人、艾中信、古元、戴泽等名家名作。它们既是对历史的回顾，又是对新中国审美和艺术语言变革与发展的记录，既反映了革命过程的艰辛，也展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气象。而其间所呈现的前辈艺术家们严谨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态度，以及对艺术表现形式和语言的不懈探索和反复推敲，无疑为当下美术创作提供了比照。如陈逸飞与夏葆元共同创作的巨幅油画《黄河颂》小稿，这件作品虽为小稿，但画面中的人物和细节几乎与大画无差，可见作者在创作小稿时已经构思完善，宏大场景中的人物也是当时历史题材创作的特色。又如陈衍宁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既主题突出，又加入了丰富的艺术表现元素。该画在当时登上了报纸，影响极大，用它印刷的年画也风靡全国。

　　对于新中国主题美术创作而言，领袖题材和革命题材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展览中的“领袖与革命”专题板块以1949年之前的毛泽东形象和事迹为主，从南昌起义、向井冈山进军、红军过夹金山、长征路上，到胜利渡长江等，表现了领袖的伟大与革命的曲折；而“战争与和平”板块则展示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一系列战争题材，既有典型事件，又有具体人物。“这些作品通过不同的构图方式，或展现宏大的场景和内在的人物关系，或以不同的语言方式表现了历史题材创作的时代特色。”本次展览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陈履生说，上世纪50年代以来，无数画家投入领袖题材的美术创作中，而更多的基层画家则用复制的方法将领袖的图像覆盖到城镇和乡村的公共空间，因此也造就了领袖题材美术作品的深度普及。

　　一幅优秀的艺术作品被反复创作多幅，也是当时的一个特点。如黎冰鸿的《南昌起义》画了5个不同版本。第一幅创作于1958年，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彼时正值黎冰鸿艺术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在国外参观了许多画展和美术馆后，大开眼界，于是在艺术创作中广泛吸收外国油画的形式技法，并探索油画民族化的道路，形成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南昌起义》。此次展出的作品是黎冰鸿1976年被派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绘制历史画时所作。对比亦可发现，该作最早版本的画面色调较暗，红旗数量只有两三面，之后的版本则色调越来越明艳，红旗的数量也逐渐增多。“这件作品虽然不稀缺，但是在新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反映了特定时期艺术发展的面貌，以及对艺术风格的探索。因为画作受欢迎，不同博物馆都要收藏，因而艺术家创作了多个版本，但不同版本之间不是简单拷贝，而是富有变化。画家对于创作的认真以及对于绘画表现的严谨态度，无疑值得当代美术创作者思考。”在陈履生看来，1949年是20世纪的一个重要坐标，中国社会的一切都在这一坐标前后表现得泾渭分明，由此也影响了艺术创作的发展和路径。在之后的数十年间，艺术的思想和观念、题材和形式，艺术的普及和提高、大众和精英等史无前例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新时代的新天地。时至今日，那些与之关联的、有着深刻时代印记的视觉图像，仍给美术创作者以启发。

　　艺术是时代的产物，与时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连，也折射着时代的审美趣味和风尚。主题性美术创作在今天如何避免其以往不足，如何展现时代，其鲜明的主题性和各具风格的艺术性之间如何实现交融共进，艺术家如何彰显社会担当、承担艺术使命等，都是当前的重要命题。

　　“主题性美术创作是以对历史和现实产生广泛影响的重大事件、重大人物为表现内容，能够唤起国家、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引起共同的关注和心灵共鸣的艺术创作。”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学术院长黄宗贤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主题性创作”有3个活跃时期：一是1953年至1959年，文化部、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把以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为主的全国知名艺术家召集起来，专门讨论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二是“文革”时期的美术，形成了特别的语言、风格和美学体系，尤其“红光亮”“高大全”的艺术风格和形象塑造，至今仍值得研究；三是新世纪以来，艺术创作转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省。

　　在陈履生看来，主题性美术创作是新中国美术创作中一个基本但又十分重要的题材，但也正是由于对这一题材的过度关注，出现了题材单一化、政治化等倾向，削弱了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段时期，美术作品缺乏地域特点，少有个人风格，可以明显看到当时在表现主题上的主流风格和主流样式，这对美术创作带来了负面影响。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美术家积极深入生活，多方面挖掘时代生活中的丰富内容，从宏观到细节，从重大事件到生活和家庭、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都显现了新中国不同于过去的方方面面，也反映出新中国主题创作的时代特色。”陈履生认为，尽管这些作品题材较为单一，但画家们在创作时却十分真诚，从作品的构思、构图、色调等均可看出作者的匠心和深意。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认为，今天新美术的创作背景和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些作品的艺术魅力依旧，其奥秘就在于，当年艺术家们都投入了真情实感。“看待新中国美术，不能用简单的历史观。当代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为时代留下传记般的作品。”毛时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