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拥有约70万年人居历史、3000多年建城历史、800余年建都历史。如此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积淀,在世界首都之林中是唯一的。首都博物馆作为古都北京的城市博物馆,一贯奉“典藏京城历史,薪传中外文明”为圭臬,承担着守护和传播北京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重任。
评判一座博物馆,一个重要指标是该博物馆藏品的质量与数量。当然还有其他衡量标准,譬如馆舍条件、展览创意、陈列设计、设备设施、观众服务、观众数量、文保技术、科研能力等,但藏品的质量和数量是对一个博物馆进行价值评估的最重要参数。博物馆的使命不是单纯晒宝。所谓镇馆之宝是一种宣传手法,就博物馆人而言,没有什么镇馆之宝,所有文物都是珍贵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都是人类文化的瑰宝。而且对文物价值的评估具有相对性,一个时代的人认为最好的藏品,在另一个时代由于价值评判标准发生变化,就可能不是最好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精选出若干件有代表性的文物,与卢浮宫精选3件、30件珍品的做法一样。
目前首都博物馆藏品约有12万件套20余万件,如果算上88万枚钱币,则有百万件之多。迄今已陆续出版了一些介绍其中部分存世数量极少,甚至是孤品的文物的文字和图录,然百不及一,尚不能满足社会各界对首都博物馆的要求。有鉴于此,自2006年新馆开放以来,首都博物馆人便致力于让文物说话,努力办好展览,服务观众。我们策展人员力求深度解读北京及中外优秀历史文化的努力业已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如何将学术研究与通俗科普和谐统一在文物出版物中,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薪传”问题。
以本书为开端的《首都博物馆珍品集萃》系列丛书便是我们思考的产物。它基于以往研究和出版经验,荟萃我馆相对最具代表性的藏品,以深度解读的形式,供读者细品京华风韵。本书作为第一辑,收录了36件珍稀文物,系统呈现北京历史文化的特质。它们涵盖首都博物馆藏品的主要门类,包括瓷器、玉器、青铜器、佛教造像、金银器、书法、绘画、民俗、织绣、工艺杂项、石刻碑帖等。它们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难以估量,且大多和北京地区密切相关,或出土于北京,或制造于北京,或应宫廷要求制作,或为皇室收藏。
例如本书收录的年代最早的文物, 是北京平谷区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金臂钏, 其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元素显示了独特的地理区位对北京历史走向的影响。紧随其后的,是揭开了北京建城之始这一聚讼千年之谜的出土铜器克盉、克罍与堇鼎, 以及堪称北京地区西周青铜艺术巅峰之作的伯矩鬲。同属西周的班簋发现于北京废铜堆,铭文多达197字,它应与清宫收藏、著录于《西清古鉴》的一件班簋属同一套簋。再如石景山区出土的西晋幽州刺史夫人华芳墓志是推定古蓟城西垣位置的重要材料。
而延庆县出土的北魏“大代”款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顺义区辽代舍利塔出土的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丰台区金代贵族墓葬出土的青玉龟游荷叶玉饰、庆寿寺海云和尚塔出土的蒙古汗国时期火焰纹堆补绣僧帽、元大都遗址出土的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像与青花凤首扁壶、制作于宫廷的永乐大成就者毗瓦巴像等文物, 则进一步揭示了北京从古至今所发挥的南北、东西文化交会通融的枢纽功能。
应宫廷要求制作的文物有明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成化斗彩葡萄纹对杯,清雍正珊瑚红地珐琅彩花鸟纹瓶、乾隆缂金十二章龙袍与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等。由皇亲贵胄收藏的文物包括刻有《晋王献之小楷书曹植洛神赋》的玉版《十三行》、元代白玉凌霄花饰件、明代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卷、唯一出土的“子刚”款夔凤纹玉卮等。这些世所罕见、精美绝伦的文物珍品堪称不同时代中华文化遗产代表作。收入本书的文物无论产自何地,最终会聚北京,正所谓“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它们展现了古都北京作为近古华夏文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多重角色,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胸怀。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首都博物馆时发表重要讲话:“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首都博物馆贯彻落实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希望以展览、教育活动、图书等多种教育手段与公众共享文化遗产资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原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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