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9年书人书事】
当书店里堆起了各色的日历书,一定是旧年要去、新年要来了。
日子一天天溜走,日历一页页翻过,“21世纪20年代”悄然开启,2019年随之融入了历史。但书香犹在。
致知穷理 新旧合冶
旧传统与新文化,从来都是缠绕着,交织着,随着历史滚滚向前。
2019年岁末,缪荃孙铜像在国家图书馆揭幕。一袭长衫,一顶瓜皮帽,他是那个时代旧籍整理者的典型,协助张之洞编纂的《书目答问》,至今仍不失为进入传统学术的重要门径;这位传统学术的殿军人物,也被视为新思想、新制度的传播者与执行者——1907年建成的江南图书馆、1909年建成的京师图书馆,一南一北两个新式图书馆,都由他担任首任馆长。
百余年后,余绪未绝。在今天的南京图书馆,人们还可以读到缪荃孙主持江南图书馆时入藏的典籍;在今天的国家图书馆,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为京师图书馆改定的善本书目稿本。
同在国家图书馆,梁启超铜像先此一年多落成。2019年,中华书局的俞国林就是在这尊铜像旁,完成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校订。
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的代表,后来也是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最早就是他在几所学校授课的讲义。以新的眼光检讨旧的学问,百余年来,人们从未放弃过这样的尝试。
不论最初的稿本、铅印本,还是刊发在杂志上的单篇讲义,抑或是近些年的各种当代排印本,俞国林都尽心搜求,相互比勘,补脱正讹。他为读者提供了这部学术史名著的一种新版本,也为近代文献整理树立了一个新标杆。
兼及新学与旧学的,当然还有陈梦家。从知名的新月派诗人转而成为重要的古文字学家,在现代文学史与学术史中,陈梦家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9年,在去世63年后,他的《中国铜器综述》终于出版。
1944年到1947年,陈梦家遍访美国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搜集流散海外的商周青铜器资料。他赴美期间编纂的《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为学界所熟知。而与此同时撰写的《中国铜器综述》,却长期湮没不闻。直到1997年,才有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图书资料室发现此书的英文手稿。再经翻译、出版,又是20多年。
新与旧之间,或许并非壁垒分明。同样,中与外之间,既有碰撞,又有融合。
以研究中国为业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三赴伊朗考察,2019年,他的《波斯笔记》出版,以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为中心。他说:“没有镜子,人看不见自己的脸。他人的眼睛,可以看见你的脸。”
2019年,中国学者撰写的六卷本《德国通史》、八卷本《英帝国史》先后出版。我们需要外国学者的世界历史,同样需要中国的学者以中国的视角讲述世界、理解世界,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关心世界、融入世界。
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等书之后,2019年,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邓晓芒又出版了《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句读》。他志在通过逐字逐句的细读,把那些“天书”般的文字还原为“人话”。邓晓芒对学生说:“我们要从最基层做起,不要厌烦做这些小事情,下这些最初的、最笨的功夫。”
“但宜推求,勿为株守”,有人说,戴震的这八个字道出了清代学术的真精神。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只要“勿为株守”,无论古人之书,还是西人之书,都可以为我们的精神提供滋养。
留史续史 传薪不绝
有些人,在历史中探寻奥秘;有些人,在书写着当下的历史。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恰在此时出版。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在自序中说:“以我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见所闻,为莫高窟的保护事业,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留史、续史,是我不能推卸的责任。”
在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到了84岁高龄的时候,门下弟子也有了为他做口述史的想法,老人欣然同意。他觉得,“于漫谈之中,诸位可能得到一些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口述历史,是他晚年传授学问的一种方式。虽然口述尚未完成,卞孝萱就与世长辞,但在他的《冬青老人口述》中,对范文澜、章士钊、钱基博、周一良等众多故人与往事的回忆,无疑是数十年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的一个新的视角。
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改革开放后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记录了他晚年的大量观察与思考。在此书的整理者张冠生看来:“这些谈话,是费先生晚年里‘行行重行行’的如实记录。一站又一站,一地又一地,是一位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波澜壮阔的学术研究过程中的部分场景。”
不仅长者传递着他们的智慧,每个人都不乏可以传之久远的人生故事。
有一个叫冬冬的“80后”女孩,自出生的第一天起,语言学家爸爸就开始记录她的语言。不仅自己记,还动员一家人一起记。2019年,当冬冬长到34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时,爸爸李宇明的《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出版了。1985年1月18日,出生第三天:“宝宝吃饱了,一个劲儿地打嗝儿。还可听到啧唇声和口腔微开的喉音……上下唇来回摩擦,发音已有长短之分。”而最后一条日志发生在女儿六岁半时,1991年7月22日:“冬冬接口道:‘要是离开爸爸,我就像掉了灵魂;要是离开妈妈,我就会心碎的。’”这部科学观察的著作,浸透着浓烈的亲情,也记录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
进京多年后,北京大学教授漆永祥发愿为远在西北边陲的家乡编写一部村史。他的《依稀识得故乡痕:漆家山50年村史》,始自他出生的1965年,终于2015年。“太爷老师漆润江”“村中火盆漆大娃”“一生盼儿漆早成”,这些注定无法出现在正史中的当代“小人物”,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喜怒哀乐在这部村史中活灵活现。漆永祥说:“自古僻壤皆无史,且留一册在人间。”
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曾经的一切,都只能怀想而无法改写。90多年前,梁启超留给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无负今日”几个字。日历掀开新的一页,无负今日,才能无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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