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9年12月27日，评论家刘大先受邀参加第16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评选2019年度优秀长篇小说佳作。在为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投上一票之后，刘大先再次拿起了这本书，细细阅读，几乎通宵。

《人，或所有的士兵》 邓一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这部让素来以“阅读效率高、批评快准狠”著称的刘大先读了又读的作品，是作家邓一光南下深圳后的又一部沉吟之作，足有77万字。小说讲述了中国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军需官郁漱石的生活与记忆。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几个小时后，日军突袭香港。由多国部队组成的香港守军经过18天的抵抗，伤亡惨重，宣布投降。中国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军需官郁漱石不幸被日军俘虏，在位于燊岛丛林中的D战俘营度过三年零八个月非人的生活。《人，或所有的士兵》从郁漱石战后被军事法庭审判写起，人物众多、史料丰富。有历史人物，也有虚构的人物；有历史事件，也有虚构的情节，细至每一日的天气变化，每一颗子弹的轨迹呈现，广及对国家、时局、战争、人类的思考，在作者精心剪裁和深情讲述下，这个虚构的故事具有了非虚构的真实和沉重、残酷和冰冷。邓一光说，对于这个故事，“任何美化都是背叛，所有生存皆为侥幸”，“远离战争，无论它以什么名义”。

研讨会现场

2019年12月28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深圳市文联、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深圳市作家协会承办的邓一光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在北京举行。

当代文坛的大力士，或虚实之间的摆渡人

“在我心目当中，他是一个文坛的大力士。”在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看来，邓一光一贯敢于挑战重大题材，他的力量充沛、视野宽阔，能举起一般作家无法举起的“重器”，他写历史、写人心，兼具英雄主义的情怀与浪漫主义的风格，同时探索人性的深度，充满深邃的思考，《人，或所有的士兵》延续了邓一光一贯的创作风格，但又在叙述角度和知识体系上迈出了新的一步，显现出质的飞跃。

邓一光的战争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格局中独树一帜，其《父亲是个兵》《我的太阳》《我是我的神》等长篇作品都名重一时。“在这些作品中，邓一光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一览无余。他笔力遒劲，浓墨重彩；人物刚烈伟岸，襟怀坦荡。鲜明的个人风格，使他的这些作品有非常高的个人辨识度，其来路和谱系也不难识别——他对当代传统的革命历史文化、甚至传统的古代经典小说，有继承和借鉴，当然更有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评协主席孟繁华长期关注邓一光的创作，而在他看来，《人，或所有的士兵》更是一部圆融如意的作品，作者选取海量历史材料，使小说“深陷”虚实之间，在历史与虚构的两岸涉渡。“把它当做历史来读，里面充满了虚构；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来读，里面又充满了历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抗战”给20世纪中国人留下最深重的历史创伤，却又推动了中华民族主体性认同，《人，或所有的士兵》从抗战中发掘题材与思想的新意，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也不同于邓一光以往战争题材作品的书写道路，它在集体主义精神与个人合法性、理想的坚持与幻灭、正面的历史与颠覆的边缘等等看似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之间努力地寻找着某种可能。“这部作品不只是重新书写了新时期的‘人’的主题，而且赋予了更为深厚的时代感”。

读罢《人，或所有的士兵》，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评论家胡平不禁感叹，“我本来以为当下的创作可能会出现比较平庸的状态，但是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作品，当代文学的希望是很大的”。在胡平看来，《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卓而不群又超乎想象的作品，它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成熟大作——“刚刚崭露头角的写作者，无论如何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书名中提到“人，或所有的士兵”，意味着这部书眼光不局限于沧海横流中的一两个英雄人物，而是把视角转向战争漩涡中所有的人，“人在战争中无以名状的命运，无可回避的失重、软弱与无助，以及面临生命威胁时的恐惧都在这部作品中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对史料的艺术处理是创作的难点，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评论家李一鸣认为，邓一光的能力即在于能把无穷的史料化为己用，把材料故事化、形象化、心灵化、艺术化。“他的作品中反映的是关于人类的一些大问题，关于民族、国家、人性，关于人类处境、自我救赎与灵魂安放，但他所引的材料没有让人觉得‘戴着脚镣’，恰恰相反，他险妙地在刀尖上舞蹈了”，李一鸣说，“这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不可替代性”。

《人，或所有的士兵》目录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或回归总体性叙事

作家莫言在创作谈《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用长度、密度、难度概括长篇小说的标志和“伟大文体”的尊严。而在《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评论家顾建平看来，《人，或所有的士兵》已经满足了长度、密度和难度的外在要求，同时更是具有角度、态度和深度的内在集合体。“这部小说的角度非常特殊，不是正面写战争，而是从法律陈述中控诉一个罪犯的角度去写战争。在这个时间点上，作者可以去回述整个战俘营的生活，也可以回述整个战争。态度则体现在小说的扉页，‘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战争的残酷、对人性的摧残，在这本书里被表达得淋漓尽致。从深度看，邓一光的写作恰恰不是为了反战而反战，他从郁漱石个人的悲剧延展到了世界文化的悲剧，也就是人类共同的悲剧。”

顾建平从角度、态度和深度中发现了邓一光对文化悲剧性的集中表达，而刘大先则从小说庞大的体量中品读出一种“崇高感”。“这不是故事本身的崇高感，而是一种历史的崇高感。”

刘大先以致密的思维勾连了一系列的世界近代史知识背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殖民主义和老帝国的瓦解、东亚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失衡、整体知识变革中中日欧美权利关系的变化、民族主义的扩散和模仿、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以及有关东亚新秩序的新论述和重构……刘大先认为，《人，或所有的士兵》让不同表述的合法性都表现出来，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规矩”方式讲述了战争，而不是站在某个充满义愤的、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角度。在刘大先看来，庞大的小说里虽然众声喧哗，但并非一个“罗生门”般的叙述，多种声部没有各行其是，而是在一个主导性的情节中展开，体现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我看到了一个普遍的关于人在狂暴的历史中的命运，历史的偶然和荒诞社会的混杂与矛盾，以及人性的彷徨踌躇、弱小卑微”。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从文本的叙述方式里发现了更多奥秘，在他看来，邓一光刻意使用了一种有限的叙述视角，“小说中有多个叙述者，不是用上帝式的全知全能的视角来讲，只是从个人的角度说出个人的经历，每个人只知道个人那点事儿”。梁鸿鹰认为，这种有限的叙述视角有利于在短时间内构建宏阔的历史事件，读者可以以此从不同的人物口中了解到时代的风云变化以及不同人物所代表的不同社会阶层对战争与命运的理解。此外，梁鸿鹰还观察到了小说中的“闲笔”。《人，或所有的士兵》在叙写战争发展的同时，还提到了许许多多当时的文学人物，看似是闲笔的处理，实则不闲，反而构成了一种文化、文学的交流史书写。这些珍贵的片段让小说生发出多姿多彩的枝节支脉，为文本增添了丰富性。

相比于“苦难之作”或“历史证词”的说法，深圳市作协副主席、评论家于爱成更倾向于用“浩瀚之书”来评价《人，或所有的士兵》，小说中无所不在的总体化写作状态，是他关注的重点。在为《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1期“佳作推荐”栏目撰写的同期评论中，于爱成做出了精当的表述：“这是一种总体化的写作。作品试图对太多的问题思考、叙述、发问：关于战争与和平，民族与国家，国家与个人，民族性与国民性。以及关于宗教，关于文化（包括审美），关于语言（国别民族区分意义上的语言区别），关于战争伦理（正义观、英雄主义观等）。”于爱成认为，多视角、多声部叙述并不少见，但拼图式、多重例证式、多重互证式的写作近年来极为罕见，在这种总体性叙事中，小说更容易产生分歧与辩论，迸发出思想的力量。

邓一光写作《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参考资料

珍视软弱与恐惧之心，或一种思想实验

顺着总体性叙事的角度分析，于爱成探查到了小说中更多的幽微：郁潄石代表着一种反主流的、沉思的、抗议的、反叛的隐喻，他的自尽是看穿了“政治的肮脏、死亡的把戏、生存的真相、命运的捉弄”之后的选择，是真正的解脱。同时，这种解脱又是对人类社会“恶托邦”的反拨，“一种反英雄主义之后的英雄主义的回归——以自绝的方式，为曾经的脆弱、示弱、恐惧，跟自己和解，给自己一个交代。这是一种无畏的死，终无牵挂的死，坦然的死。他死了，还有谁不是在苟且偷生？还有谁不是幸存者？苟且偷生者将何以自处？幸存者将何以生存？这是作品给我们的一个提问。”

历史没有清晰明了的线索和规律，但也不是纯粹的杂乱与偶然，刘大先敏锐地捕捉到了小说平静叙述中的“法”与“反法”的隐形结构：作为历史进程中例外状态的战争，暂时地超越“法”的规则，但在战俘营这样一个特定的场所中，例外状态成为了“永久的”制度化，其背后是恐怖的专制秩序。“而当战后我们用一种‘法’的方式来审判超越于‘法’的状态之时，它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历史的‘反法’。”在刘大先看来，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是文本营造的历史反讽，也恰恰是“人”与历史之间充满张力的结构。

在历史反讽之上，探索爱与信、怕与恨、善与恶，这些精神上的终极意义在肉体生死大限时的价值，或许是《人，或所有的士兵》里更深的思维辩证法。只不过，邓一光对人性中的灰色地带有着更坦然地理解，在小说中，邓一光借人物之口说道，“我觉得人们的内心比我们知道的复杂，不光有善良和邪恶，还有别的。我觉得真实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总在变化，变得难以把控，人们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在他们身上，哪些事情是真实的。”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认为，《人，或所有的士兵》展现出的这种庞杂的思想性已经先验地选择了读者，设立了阅读的门槛。岳雯视小说中对于文化与政治的悖论、道德与自由的对位、恐惧与暴力的关系等方面的思想实验为这部小说的最大价值。

和岳雯一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也感受到了这部作品所带来的阅读挑战性。郁漱石性格的复杂性已经有目共睹，张莉试图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来提供答案。“文学不是一个终极道德的审判者，而应该是提出困惑的那一个。阅读能够塑造一个新的人”，张莉说，“小说中的郁漱石有着大量的文学阅读，但他也有着文学困惑：日本文学如此美好，日本民族为何如此残忍？”张莉认为，郁漱石是一个深具文学之心的人，所以他对整个世界有悲悯心，而文学本质上站在弱者一边。在张莉看来，《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种“内窥镜式”的写作，小说中把所有的问题内化于心，把所有的人放到极端的语境里考验人性的不确定性，人性的每一个部分都在接受作者的试验。

作家邓一光

谈到作品的主旨时，邓一光说：“这个故事不是赞美人类的，不是鼓励人们的，它的暖意是黑暗中的点点萤火，不会放大，而且我一直警惕它们被放大……它只想告诉人们，人最可贵的不是英雄品质，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软弱和恐惧之心，这是上苍给予人类阻止自我毁灭的最后法器，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或者说最终不会成为魔鬼。拥有捍卫恐惧的权利，人类才能继续前行。任何光明的结尾，都与这个旨意相悖。”隋丽君、张柠、李朝全等评论家也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同贺绍俊所言，“人类的伟大就在于能从恐惧中积攒其力量，寻觅到希望”。

小说中“D营战俘示意图”

小说中“日军进攻香港岛概图”

从接触选题到图书出版，历时七年。责编张春晓说，“也许唯有这样才能匹配作者创作所经历的艰辛”。《人，或所有的士兵》在交稿以后，至少经过了三次以上大的修改，从插图的使用到注释的位置，从封面的确认到版式的变化，种种细节也都颠覆数次。始终如一的坚持与等待，背后是一个写作者的严谨与自律。据邓一光说，全书所配置的插图中，除了涉及虚构地点D营的两幅图外，其他全部源于史料。这些地图在书中的出现，已然参与构成着热奈特意义上的“副文本”，它们和书籍的标题设计、章节标识装帧、文章脚注以及长长的参考资料书单一同穿梭在这77万字中，并伴随、修饰和加强着文本主体。

在研讨会现场，评论家们征引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战争文学来和《人，或所有的士兵》对比，数量之多、辐射之广以至于我无法全部记下这些作品的名字。它们有《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红岩》《铁道游击队》《高山上的花环》《战争和人》《小姨多鹤》《吾血吾土》《黄埔四期》，也有《伊利亚特》《五号屠场》《死无葬身之地》《一个人的遭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永别了，武器》以及《战争与和平》……能够与如此之多的佳作反复参照，《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品质与气象已经无需多言，但也正是互文见义多、正中靶心少，可见对一部具有挑战性的大书做出当下的、真正的、全面的理解之困难。

孟繁华说，衡量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尺度就是它在文学史上是否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新的典型人物以及新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批评家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远的“距离”才能对这部小说做出更准确的解读和阐释，但《人，或所有的士兵》已经毋庸置疑是一部能够在文学史上留得下的作品。截至现在，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已经名列2019《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小说选刊》年度金榜、《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佳作、中国小说学会2019年度小说排行榜、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扬子江文学评论》2019年度文学排行榜等多份榜单。正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人，或所有的士兵》是第一部把中国的民族战争提升到世界格局的长篇小说作品，这部作品的最大贡献，是它将会提升中国作家和读者对战争与文明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