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中圣洁之地欢喜安放

晚年的杨宪益（左）和戴乃迭

郁风为戴乃迭所画的肖像

杨宪益和戴乃迭结婚照

纪念会现场绘图/罗雪村

作为亲人，赵蘅非常想念戴乃迭舅母摄影/师雨佳

“青睐”会员朗诵戴乃迭作品选段摄影/师雨佳

赵蘅为戴乃迭所画的樱桃树

杨、戴译著《鲁迅选集》

著名英籍翻译家戴乃迭出生在北京，曾就读英国柴郡（Cheshire）的一家教会女校，后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法文，继而学习中文，她是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汉学荣誉学位的女生。在中国协会她结识了协会主席杨宪益，后结为终身伴侣，在共同的翻译事业上珠联璧合，在英译中国经典文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尤其是杨、戴翻译的鲁迅作品，被公认为最好版本，他们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

2019年是戴乃迭先生诞辰100周年、逝世20周年，她生前曾经说过：“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为了缅怀这位杰出的英籍翻译家、传颂她伟大的品格和人文精神，推介她的优秀译著作品，2019年年终岁末，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书店与北京青年报“青睐”一起，举办了以缅怀为主题的戴乃迭百年诞辰纪念会。

杨宪益、戴乃迭的外甥女，画家、作家赵蘅女士是纪念会的主要筹办人。纪念会从启动到举行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谈及此，赵蘅动情地说：“一路走来，一批贵人相助，几个熟人，或是完全陌生的朋友，只要一说是纪念戴乃迭，一个共同的声音——太应该了！二话不说，便全力投入，一约请到谁，都马上表示要参加。”她还特别谈及“青睐”朋友们参与的热情，尤其是朗诵环节，“太超出我想象了！一招呼，一下子报名了十几位。”外研社的任小玫和读者朋友车巍朗诵杨、戴译本英文选段，更为这次纪念会增添了学术水准。

纪念会现场，布置有小型杨、戴图片展。在老照片的环绕中，婉转低回的英国民谣《绿袖子》乐曲萦绕，杨、戴的故友亲朋纷纷登台，深情缅怀那一朵曾经盛开在中国的英格兰玫瑰。

合译宋代范成大的田园诗

先后改了七八次

作家老舍的女儿舒济和翻译家、萧乾夫人文洁若因高龄未到现场，但都发来文稿，由人代读。舒济的母亲曾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民众读物组与梁秋实、杨宪益夫妇等人同事。当时舒济十岁至十二岁，正在重庆师二附小上高小。她记得当时杨宪益和戴乃迭住在她家东南面一个小山顶上的小楼里，当中隔着一个一年四季长满青草的大操场和儿童福利所的平房，相距二三百米远，有高低不平的山坡与弯曲的小土路，这空间里没有其他住家，两家可以相望，是相互看不清面孔的邻居。

重庆师二附小只有几排平房、没有院墙，正好处在编译馆的南边。进出编译馆南门的人们，都经过小学西侧的土路。舒济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或在假日里，常能瞧见年轻帅气的杨宪益伴着他美貌高挑儿的夫人戴乃迭的身影，后来还看见他们带着他们的小宝贝出来玩。小舒济心里老是想，这么好看年轻的外国女人远隔重洋，在这么艰苦的抗战中落户在中国西南小镇上，实在让人好奇又敬佩。这种心情老让她多看他们几眼，他们的身影与面孔给她留下了比其他大人要深的记忆。

在文洁若的回忆中，萧乾眼中的戴乃迭也是一位英国淑女。自上世纪50年代初起，杨、戴伉俪合译中国文学名著时，一般是由杨译初稿，戴润色英文，成为定稿。他们合译宋代范成大的田园诗时，先后改了七八次。《红楼梦》中的诗词，也多次修改英译文。杨宪益认为戴乃迭的功劳比他大得多，同事们也都称赞他们是翻译工作者的典范。

诗人、翻译家荒芜的女儿林玉称呼杨、戴为杨叔叔和戴姨。1950年代早期，荒芜与杨、戴初相识于外文出版社，那时荒芜是图书编辑部的负责人。杨、戴刚到北京时，总编辑刘尊棋安排他们先在图编部短期过渡一段时间，他们很快发现与荒芜志趣相投，遂成为好友。

从背面看，简直就像从哪条胡同里

钻出来的一位老大嫂

“熊猫丛书”编辑杨淑心是杨、戴在中国外文局的同事。杨淑心每天早上7点坐局里的交通车，从东城区的和平里到西城区的百万庄，进入外文局那幢五层的灰色大楼上班。每天一上楼梯，便能听到楼上“哒哒哒”的打字声。这声音告诉杨淑心，戴乃迭已经在英文组办公室工作了。天天如此，戴乃迭几乎是中国文学出版社每天第一个上班的人。

杨淑心印象中，戴乃迭性格内向，在办公室里话不多。衣着极其朴素，不卷不烫的灰白头发，随随便便地用一个黑色的发箍拢在一起。如果不是从正面看到她湛蓝色的大眼睛和高鼻子，从后面看，简直就像从北京哪条胡同里钻出来的一位老大嫂。

杨、戴外文局同事、原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外联部主任、《文艺报》总编辑金坚范1965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以后，到外文局在《北京周报》工作，跟杨、戴夫妇在同一大楼同一层，每天上班下班都要路过他们的办公室，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画家、作家、《宁静的地平线》作者张郎郎与杨、戴在半步桥监狱的邂逅，更是一段传奇。半步桥四十四号，北京公安局看守所，1968年张郎郎住在那里。一天，号里的人都躺下睡觉了，门被打开，走进来一位男子，白净脸，瘦高挑，一看就是一位读书人。他的浑身散发着香气。大家都坐了起来，这些饿得前心贴后心的人们互相询问：“什么味儿啊？这么香！”有个老酒鬼一语中的：“酒！”人们问那读书人：“你喝的是什么酒？”答曰：“五粮液。”问：“喝了多少？”答：“半瓶。”问：“剩下那半瓶呢？”答：“还在家里桌子上，没来得及喝。”闻者捶胸顿足：“可惜，可惜！”这位喝了酒的读书人就是杨宪益。

1968年年底到1969年年初，看守所要大修几座楼房。本来男嫌（未决犯）住在K字楼，女嫌住在五角楼，大修前女嫌都搬到了五角楼的二楼，男嫌则搬到了一楼。那时，每星期放风一次。普通嫌犯都在放风场里集体放风，而特殊嫌犯则由一两名看守看着在五角楼的夹角空间处。一天，一位外国女士被两名女看守带到张郎郎号的那个夹角，让她在那里走路绕圈。虽然号房的窗子上刷满白漆，还是有许多缝隙，在窗子里面可以看到外面，外面却看不到里面。张郎郎看到外国女士走到窗前，便想对她表示安慰，可是不能说话又怕被看守发现，于是，当她再次走到窗口时，张郎郎便轻声吹起口哨，吹的是莫扎特的小夜曲。当她再绕回来的时候，只见她面带微笑，微微地向窗口点点头。张郎郎知道，她听见了，她明白了。再转过来，张郎郎吹起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第二乐章开始的“思故乡”，他想：此时此刻她一定在思念着她的故乡。

70年代末，张郎郎跟着几位长辈去杨、戴家做客，一眼认出后便问戴乃迭：“您还记得在五角楼放风的时候，有人在窗里给您吹口哨吗？是古典音乐。”她说：“记得是《自新大陆》。”张郎郎大笑说：“就是我吹的呀！”

在她心中，杨宪益就是中国文化的化身

金坚范后来到作家协会工作，跟杨、戴在工作上也有了接触。杨、戴在外文局大楼的宿舍，以及晚年小金丝胡同的住处，他都曾去过。金坚范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杨宪益一个特殊的待客之道，就是满上一杯威士忌，不管来客会不会喝，他也要强迫你喝。

1981年，“熊猫丛书”翻译出版《新凤霞回忆录》，戴乃迭亲自为该书作序。因为杨淑心是责任编辑，出版社便要她陪同戴乃迭到新凤霞家采访，其实新凤霞和戴乃迭早是老朋友了。杨淑心记得，采访一开始，两人非常严肃认真地一问一答，新凤霞每回答一个问题，总爱加一句：“我这样说可以吗？”戴乃迭总是微微笑，然后轻轻地点点头。

杨淑心还记得，80年代的一天，杨、戴伉俪请朋友们到家里吃晚饭，也许是几杯酒下肚，杨宪益得意地说：“我年轻时，是很帅气的，要不，乃迭怎么会跟我来中国？”话音刚落，戴乃迭便幽默地用中文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我爱的，是中国文化！”杨淑心感叹，是的，她钟爱中国文化，在她心中，杨宪益就是中国文化的化身。戴乃迭自上世纪40年代随杨宪益到中国后，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和丈夫合译了一百多部作品，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怀着如此深厚的感情，为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做出这样卓越的贡献，怎不让人感动和敬佩呢！

杨、戴身上都有着特别迷人之处

杨淑心上世纪80年代末离开中国文学出版社南下广东工作，之后只要到北京定去看望老杨和乃迭（外文局的同事都习惯这样称呼她）。

1997年秋天，杨淑心到友谊宾馆颐园拜访杨、戴伉俪，此时戴乃迭已中风，但她始终饶有兴致地听着老杨与访客的交谈。老杨一支烟在手，不紧不慢地忆述自己的童年往事，不厌其烦地回答每一个问题。杨淑心曾问过杨宪益：“您和乃迭一般是怎么合作的？”杨宪益说：“通常是我先把中文原著译成英文初稿，然后由乃迭修改定稿。乃迭有时也亲自译些中国当代小说，然后交给我加工和校改，以便更符合中文的原意。有时是我手捧中文原著，口授英语译文，乃迭直接打印出英文稿。最后，两人一起审定。”

杨淑心还问过杨宪益一些有趣的问题，如：“外界盛传您是酒仙，边翻译边喝酒，一口酒一句译文，是真的吗？”杨宪益微笑回答：“我翻译时是很严肃的，从来不喝酒。不过，到现在我还不会双手打字，只会用右手食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所以打得比乃迭慢。”

《杨宪益传》作者雷音1992年与杨宪益相识，认识戴乃迭则在1994年。雷音说最近看了一本书，是英国作家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其中有一段令她非常心仪的话：在文明优雅的环境里出生，而终身保持其礼仪、生活质地、习惯及风格的人常有特别迷人之处。她认为这一段话放到杨、戴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杨、戴都出身于文雅的环境，并且终身保持其礼仪习惯和生活质地，所以他们身上必然有特别迷人之处，也正是他们这样的习惯和坚持，才使他们在关键时刻可以有那样令人高山仰止的行为。雷音举例，1942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刚从英国归国，受聘于中央大学，分别被聘为副教授和讲师，“一天，突然有学生问乃迭对三青团的看法，乃迭马上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从来不喜欢这一类组织，因为它一下子就使我想起了纳粹的盖世太保。”雷音说：“想想看，那是1942年的重庆，那是国民党中央的大学，马上就有特务给她汇报，说这家伙可能是英国共产党。”但是，这就是戴乃迭，她从来不考虑说话会不会有危险，她就是要直言不讳。“果然，她因此被解聘，杨宪益辞职，两人不得不跑到更偏僻的贵阳去。”

亲爱的乃迭，从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中走出来

美籍作家、《他翻译了整个中国》作者范玮丽和戴乃迭未曾谋面，在文字中相识，范玮丽称她为亲爱的乃迭。

1985年，尚在读研的范玮丽将几首舒婷朦胧诗英译试笔寄给戴乃迭，请求批评赐教。戴乃迭很快回复，不仅用红笔认真批改了范的习作，还在信中鼓励有加，这促使范玮丽坚定了做汉译英工作的信心。

20年后，经历了去国留学、异乡创业、远离了朦胧诗和汉译英的范玮丽回国定居。首次光顾王府井书店，令她眼前一亮的书便是深蓝色封面、杨宪益主编的《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她们又一次在文字中相会。

之后，范玮丽曾在大英图书馆读到戴乃迭远嫁中国后写给亲人、友人的书信。在寂静的手稿阅览室，范玮丽感觉戴乃迭从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中走出来：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她细细品味着戴乃迭的甜酸苦辣、纵览她跌宕起伏的人生。从信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文革”期间，戴乃迭的家书也是尽量报喜不报忧——儿女的趣事；来自英伦的花种在窗外的土地上发芽开花；去京郊劳动，与菜农同吃同住同劳作，早饭前便扛着锄头下地，在戴乃迭的笔下竟像旅游度假一样轻松有趣。甚至那四年牢狱之灾，与海内外家人音讯杳无，出狱后的家书还是一如既往的积极正面……范玮丽不能不一再感叹戴乃迭的胸怀，和她心中的大爱！

天有不测风云，1999年岁暮，戴乃迭在北京溘然辞世。戴乃迭辞世后，杨宪益肝肠寸断地为她写下了一首（悼）亡诗：

早期比翼赶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戴乃迭去世之后，学者、作家李辉曾经请杨宪益到郑州讲了一课。李辉说，杨先生谈到他和戴乃迭之间的感情，给人非常饱满的感觉。

永远记得漂亮年轻

抱着可爱宝宝的戴乃迭形象

赵蘅在纪念会当天特意穿了一件红毛衣，她说妈妈杨苡百岁生日时她穿的就是红的。她总觉得乃迭舅母还活着，“她80岁生日时我给她送去了花，她那时已不大认人，张冠李戴，让人心疼，但依然很美，而现在我们大家在给她过百岁大寿了。”

2012年4月，赵蘅参加了牛津莫顿学院种树的纪念活动，那是戴乃迭曾经读书的地方。当两株樱桃树刚刚种下时，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大家的头发都被吹起来了，围巾裙摆都飘起来，树叶被吹得沙沙响，赵蘅仿佛听见亲爱的舅舅、舅母在天上说着经常说的一句话：“谢谢，不敢当！”

台上，红衣白发的赵蘅眼圈泛红，她略微哽咽地说：“现在，我也要说，谢谢各位了！”

赵蘅代表自己的百岁妈妈感谢大家，说妈妈这几天一直用微信语音遥控她，要她请谁参加，回忆谁对舅舅好，还问她缺不缺资金，要不要汇钱来？她还代表与自己同代的家人表示感谢，“我们这代人、我们这代人的孩子们，都见过蓝眼睛高鼻梁的戴乃迭，叫舅婆，叫奶奶。”

作为亲人，赵蘅非常非常想念杨宪益舅舅和戴乃迭舅母，“舅母生前用带点儿洋腔的中文对我说的话常响在耳边：‘小采，你是我们孩子里最漂亮的女孩。’‘小采，你应该写有争议的书。’”赵蘅想知道，自己白头发的样子，她还喜欢吗？

舒济永远记得自己小时候见到的那个漂亮、年轻、抱着她可爱宝宝的少妇戴乃迭形象。画家罗雪村说：没有见过戴乃迭先生，看她的相片和郁风先生为她画的彩墨肖像，读她写的“不同于许多的外国友人，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是出于我对杨宪益的爱……”还有她在狱中，每当看守给她送去吃食时，总会听到她的一声“谢谢”……就觉得这是一位美丽、善良、真实的人，这样的人能不可爱吗？在来鲁迅书店的公交车上，罗雪村想，这一辈子见过的人，无以计数，但到最后，能记住的人有多少呢？而这样可爱的人，自己会欢喜地把他或她安放在内心一块开满鲜花、长满绿草的圣洁之地。

在那块圣洁之地，永远怀念可敬可爱的戴乃迭先生！（文/本报记者 王勉  供图/赵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