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隐藏人生》：女性自我实现的艰难之路

近年来，女性视角的文学作品持续走热。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到《82年生的金智英》《黑箱》，来自世界各国的女性视角读物掀起了现象级的阅读热潮。女性题材的文学作品从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当下女性对表达自我的需求，公共的环境下，有关女性权利的问题也不断引发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

最近在国内出版的小说《我的隐藏人生》（文汇出版社，2019年10月）也是其中之一。《我的隐藏人生》由巴西作家玛莎·巴塔莉娅所写，由龚沁伊翻译。该书讲述了1950年代一对姐妹花一生追求自我的故事，呈现了身处传统父权社会，她们在自我实现之路上的挣扎和不妥协。本书曾入围巴西主流大奖“圣保罗文学奖”决选名单，该故事也曾被改编成电影《看不见的女人》，获2019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大奖。

1月5日，“女性‘实现自我’为何如此艰难？”——《我的隐藏人生》新书分享会在上海同济书店举行，本书译者龚沁伊，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性别研究学者马姝围绕着新书《我的隐藏人生》，展开了一场关于女性写作与女性自我实现的对谈，就“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如何谈论性别议题”“如何看待性别议题对女性与男性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讨论。

分享会现场 实习生 孔宁婧 摄

引发共情和可读性是本书的两大亮点

两位嘉宾从自己阅读该书时的感受谈起。龚沁伊说：“作为这本书的读者和译者，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两点感触：共情共鸣和其可读性。从共情共鸣的角度来说，作为译者，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一睁眼就要默认进入作者所构建的故事构架中。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姐妹，姐姐是一个一直追寻自我，并在追寻自我的道路上不断被折断羽翼但也不断奋进的大无畏女性，妹妹是一个披着“按部就班”外衣的乖乖女，但内心里住着一个‘想要追寻自己人生’的人格。作为女性读者和译者，我对这样一对姐妹的成长经历很能感同身受。此外，作者对一些女性配角和男性角色做了相对丰满的形象刻画，每个人应该都可以从这本书的角色中找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影子。”

“其次，这本书的可读性非常强。因为文学写作方式各异，有时我们会无法理解作者想要赋予文字的深层次意义。有的文学作品恰巧文字比较枯燥，文风繁冗会导致很多读者中途弃读，而本书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便你不能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某种深层次含义，你依然会在打开它的第一页时，就有一口气读完它的冲动。作为文学作品来说，可读性很强就能说明它是一部合格或者优秀的作品了。”龚沁伊跟读者分享了翻译过程中她的自我感受。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性别研究学者马姝则谈道：“在我阅读经历中‘翻开就停不下来’是少有的，但这本书做到了。我在看第一页的时候，就被主人公的命运完全抓住了，很想知道情节会如何推进，本书的作者特别幽默也很犀利，本书的翻译也很精彩，在一些幽默之处会找到合适的中文语境表达。作为读者，看到书中对一些可笑的人和事的调侃，对渗透到巴西社会各个方面的男权意识的讽刺，既会有一种快意，同时也会有一种难过，你会体会到女性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深深压抑着的那种力量。”

“书中的主人公姐妹非常有才华，但当她们想做一些事时，却要用一己之力，跟一种巨大的外界之力作对抗，在当下的社会中，很多人也生活在这样的处境中。其中最有共鸣的部分，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尤莉迪丝在生命的历程中，一直有阅读和写作的需要，在做家庭主妇的过程中，她也很有自己的想法，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压制的力量令她一直失败，一直尝试。”马姝说。

为何女性实现自我异常艰难

在谈到为何女性实现自我之路异常艰难的问题时，龚沁伊说：“在整个亚洲，女性实现自我都是非常艰难的，除了存在主观意识没有觉醒的问题，很多客观因素也是无法改变的。相当一部分女性没有想过‘要实现自我’这样一件事，其次，许多经济、文化、历史的条件也是重要因素。”

“在经济方面，相当一部分人还在疲于奔波和生活，无暇顾及精神层面上的完善；在文化方面，欧美女性的人生观将追寻自我和实现自我放在前置位，而亚洲女性接受的教育让她们总将一些道德层面的东西放在前置位，在家庭和社会的圆满跟自我发生冲突时，相当大的一部分女性会选择牺牲自我。其中，最大的影响还是历史层面的，当亚洲女性还在处于提出问题的阶段，同时期的北欧社会，已经有了第一位最年轻的女总理，她们生来就具有亚非拉女性穷其一生也求而不得的平权。”龚沁伊说。

在这个问题上，马姝有另一层面的理解，她说；“不是因为女性本身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女性个人的出身和阶层可能会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为其设置阻碍，人们对男性实现自我不会有疑问，但回到女性身上，人们对‘女性实现自我’这件事本身存疑。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被社会规定了许多角色，你首先不是你自己，而是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但这只是社会派给女性的角色，不是作为人的那个你。女性如果试图要摆脱这些角色，就会经历重重阻碍。”

马姝还表示，我们的社会还没有真正为女性准备好让其去施展能力的空间，我们的制度和法律也未为女性进入到公共领域工作扫清障碍，整个社会没有为女性实现自我创造公正的社会条件。历史形成的差异，决定了我们要给女性更多的支持，这是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上需要思考的。

婚姻和实现自我是否能兼得

在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上，两位嘉宾都将目光转向自己的生活之中。龚沁伊说：“从身边人的情况看来，能将婚姻和实现自我完美结合的人屈指可数。已婚人士的婚后生活跟婚前有很大不同，她们的生活基本都被家庭占满，而未婚或者不婚的人士要么不缺婚姻，要么惧怕婚姻。不乏一些女性觉得，有了婚姻和家庭，会为实现自我制造阻碍，为了实现自我，选择放弃婚姻的人变多了。”

马姝这样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她说：“这个问题也更像是提给女性的，因为只有她们才会面临这样的两难。我们现有的婚姻制度和男性实现自我的需求是统一的，甚至婚姻会更加服务于男性实现自我。女性则不然，在选择婚姻后就会面临平衡问题——如何在照顾好家庭和实现自我之间作平衡，所以在现有的婚姻制度下，我很怀疑这两者能否兼得。当然如果一个女性的运气足够好，这是有可能的，但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实现自我时，恰恰不能寄希望于某种偶然性，对于女性来说，应该是社会给予了她足够的保障，让她能拥有某种稳定的状态，使得她不需要去做平衡。”

《我的隐藏人生》虽为一部女性视角的作品，但其中也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男性形象，这对于探讨两性结构问题来说非常重要，对此，两位嘉宾也做了一些探讨延伸。

“在女性受压抑的环境下，男性也无法发展出健全的人格。当社会对女性提出角色上的强制要求，同样也会分派一些要求给男性，男性气质的主要表现可能体现为事业上的成功，但这是否代表男性全部的人性需要？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一个男性没有满足社会对他这方面的期待，他也会对自我产生怀疑，男性和女性一样，都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存在，当他不能套进社会给他的框架时，他原本真实的人性也会受到压抑。”马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