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非写不可》：与二十位小说家的心灵共振

分享会现场（从左至右为吴越、走走、周嘉宁）

1月11日下午，作家、《收获》前资深编辑走走携新书《非写不可》作客第336期思南读书会，与小说家周嘉宁、《收获》编辑吴越一起走进二十位作家的创作世界。

与二十位小说家的心灵共振

《非写不可》

《非写不可》是一部小说家创作谈的辑录，书中集中了走走对当下中国文坛较有代表性的20位小说家——路内、双雪涛、张悦然、孙频、田耳、周嘉宁等的访谈。他们从50后到80后，从文坛老将、中坚力量到后起之秀，映照了当代文坛40年里的星光。在《收获》十四年的编辑生涯中，这些作者是走走非常珍重的同行者，“他们每一次写作都如西西弗斯推巨石般漫长、痛苦，不会因为他们之前已有的地位，让下一个小说变得容易，这也是我选择他们对话的原因。”

走走花了三年到四年的时间进行这些访谈，每次访谈前，她会进行两个多月的准备，重读被访者的所有作品、访谈稿以及评论文章，努力去寻找不同的角度切入。

作为受访者之一，周嘉宁谈到，不同小说家之间的差异非常大。面对不同的作者，走走所做的准备，提问的方向，甚至使用的语言风格都是不同的。“她是一个很好的编辑，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和这个作者之间的共振，这种共振需要耗费很大的生命力和热情去完成。”

走走责编周嘉宁的第一部小说是《寂静岭》。这篇小说曾被杂志退稿，几经转折后在走走手中得以发表，极大缓解了周嘉宁对写作的自我质疑，之后走走几乎是她每部作品的第一读者。周嘉宁提及，走走会在三天之内以一种非常直接、敏锐、一步到位、不留余地的方式告知自己的意见，但是在直接锐利的方式背后，走走对于文学和作者怀有一种温柔的态度，能够给她带来安慰和支持。

作为编辑，走走进行作家访谈的出发点之一是想和作者探讨他们的小说怎样可以更好。她认为有时一个字的修改就能让小说面貌焕然一新。周嘉宁的小说《大湖》原本题为“太湖”，《收获》主编程永新只将“太”改为“大”，一字改动就让小说的气象完全不同。“太湖是明确、缩小和狭窄的，而大湖包含了从青年到中年所有情感、工作、家庭中难以逾越的困难。”走走说。

周嘉宁谈到，每次在《收获》编辑部开会，和编辑的讨论会让自我开始松动。“这不是被击溃的松动，也不是强烈的自我质疑导致的崩溃，而是建立在编辑和作者的有效沟通上，这种讨论能够帮助作者在反复的修改中锻炼出一种能力。”

“冒犯没有问题，偏见会是一个问题”

吴越认为，如果说小说家善于虚构，那么《非写不可》是对虚构的人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非虚构，不断“榨取”和 “盘问”擅长撒谎的小说家。她提问走走，当面对这些作者时，需要如何掌握提问的分寸感以免冒犯对方？是否要一口气告知作者所有的写作问题？

走走表示，她会直截了当地提问作者任何她看到的问题。在弋舟的小说《凡心已炽》中，来自农村的大学生黄郁明偷了同学的外套而受了处分，从此封闭自我。毕业后他交了大方花钱的女友，被女生包装打扮，最后却惨遭分手。他对女孩说：“我明白了，我是在求生，而阿莫你，是在游戏。”

走走突然意识到，这句话可能是弋舟青春期里最深刻的东西，所以她在访谈中直接发问。弋舟答：“这个对话要用来发表，我实在难以给你从实招来。我的青春期的确过得疙疙瘩瘩，有家庭的变故，有自我的戕害，但是，这些或许不足以形成对我写作的不由分说的判断——谁的青春期没有些暗疾呢？”

走走认为在访谈的提问中不用避讳，不用“不忍心”，不用担心“是否冒犯”，因为从编辑的角度可以看到作者看不到的东西，可以探讨作者未来文本的可能性。

对于采访孙频极具对抗性的访谈，走走评价：“那既是一个失败之作，但又是一个成功之作，因为把作者所有激烈的情感全部调动起来了。”她谈到，由于双方生活背景的差异，导致在访谈中，她没法用同理心去理解孙频笔下看似荒谬的、对女性极其不尊重的事，但是这些在孙频看来却是常态。

在最后一篇作家唐颖的访谈中，唐颖提及，对很多女性艺术工作者来说，可以出卖肉体，但是不能出卖她们所从事的艺术。“这时，我恍然大悟，孙频的讲述里有一部分是非常真实的，她塑造的那些女性在某种环境下，为了活下去，其他是不重要的。反观来看，这里面有难以低头的生命力。”走走说。

周嘉宁认为，如果对话双方互相信任，冒犯没有问题，但偏见可能会是一个问题。偏见会导致另一方必须捍卫自己，为误解做自我辩解。“我觉得走走完全没有偏见，她对于文学没有一个定型的观念或审美标准，可以从不同类型的作品当中找到第一个闪光点。”

一个作家能走多远？

吴越谈到，书中所有的访谈都贯彻着走走一直坚持的初心，她想弄清楚影响作者写作的人生问题，以及作者看待世界的方法。走走认为，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决定了一个作家是否能走远，以及为何选择写作。

旧海棠的小说基本都是以极其温和的方式处理非常残忍的极端事件。小说《刘琳》中，刘琳的追求者用汽油烧了她家，亲人在火灾中去世，她自己重度烧伤、面目全非。《万家灯火》中，一个母亲制造了自己的死亡希望能够挽回儿子的婚姻。走走评价，“旧海棠是一位佛教徒，她的小说就是一个准备死亡的过程，如何去做涅槃前的种种准备。”

在访谈中，走走问及旧海棠，她认为旧海棠的生命中有一种厚重的底座，才能够支撑主人公经历那么多悲惨事件，这种精神的底座是由什么组成的？旧海棠谈到，她的少年生涯都是一个人在田野中度过的。那时她要独自面对田野里种种不可知的事件，如突然刮起的龙卷风、不小心掉进湖面的冰窟窿，这让她意识到世间所有的常态和非常态。田野上有很多坟墓，她每天经过可以看到哪个坟是新起的，哪一家的棺材板厚、哪一家薄。她很早感受到死亡是如此自然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经历对她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楚的《大象》中，女孩患白血病去世后，她的父母决定自杀。在这之前，两人背了一点土特产打算感谢给女儿捐款的恩人。在这条感谢完就要去赴死的路上，女人在田野边解手，蹲下来时看到一簇盛开的蒲公英，她突然感慨了一句：“难道……立春来了？”这个细节触动了走走。在访谈中，她问及张楚这些景色描写的细节，张楚答，因为他是在农村长大的，对自然风物有着天然的敏感度，这种敏感对他的写作影响深远。

走走谈到，这些作者笔下的人物面对生活的磨难时，哀而不伤，悲而不怨，可能与他们成长中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有关，“我在访谈中发现，这些来自农村的作者所拥有的天然馈赠，是都市生活中没有的。”虽然走走已离开《收获》，但是在使用自己开发的软件研究40年间300个作家笔下地域空间变迁时，她发现城市作家与乡土作家笔下的空间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乡土作家喜欢写门边，城市作家喜欢写窗外。因为在乡村，跨出门外是外面的世界，而在城市，门打开了对面还是门。

吴越谈到，同样作为一位小说家，在访谈的三四年间，走走没有进行创作，她花费大量精力记录了20位作家当时的创作与生活， “她以一种切片的方式，留下了20个作家的心灵刻度，也留下了自己那时的思索、锐气、英气勃勃和追问不休的姿态。”（摄影：迟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