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大运河之畔的文学世界

红孩留给记者的最初印象是三分书卷气源于温文尔雅，三分亲人感源自平易近人，还有着四分特立独行的“孩子气”。不刻意炫耀，不吝啬夸人，不屑于浮躁社会场，却也会肯定自己;不世俗，不波流茅靡，但也不缺少人间烟火的气息。言语中在诉说着自己，却也能通过言语让人看到他眼中的家与国。

聊红孩老师：真性情的独行者

谈起红孩与大运河之间的缘分，那要从故乡之“缘”，文学之“分”来说。

何谓故乡之“缘”呢?红孩出生于北京东郊双桥农场，通惠河、萧太后河两条漕运河流自京城一路向西穿境而过的地方。起初，他居住的叫做于家围的村子位于大运河通州张家湾码头到京城广渠门四十里大道的中间路段。小时候，红孩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放学之后，年龄相仿的孩子都乐于游戏时，他却有两件事要做：去和农场的人聊天，去通州邮局买刊物、买报纸!后来搬到距大运河五、六里的梨园，再到京城东北三环的西坝河周围……虽然搬了几次家，但终究都没有离开过大运河。

“你还是上学时的那个样子，总是那么开心，乐观。”在散文《相思无因见》中，红孩听到许久不见的老同学这样的评价十分坦然，“生活就是这样，开心也一天，憋心也一天，人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也便是这份真性情，让他在处于遍地荆棘、寸步难行之时依然能保持豁达的良好心态。1983年，红孩老师中考失败，虽然选择了由农场和中学联办的畜牧职业高中，实际却可以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从未想过一辈子待在那个地方。从那时起，他开始考虑未来的出路，也是从那时起，他从文学刊物上知道了大运河之畔的刘绍棠先生，从此便踏上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在高中开学后，他怀揣着截然不同的感情骑车去通州东关的大运河看了一遭，也正是这一遭，刷新了他对大运河的认识，正式开启了他的运河文学之渊。

何谓文学之“分”呢?红孩认为，“文章落于纸笔是个技术问题，而写作靠的是生活积累后的提炼，一个生活积累丰富的人，是不会在乎技巧的。”其实，农场这段经历在丰富了他年少生活的同时，于他而言更是一种生活上的积累。出生于运河之畔，生长于运河之畔，从小经历的是运河的故事，积累的是运河的素材，对身边的三条运河有着不同的心境，而这种心境也深深影响了作品，话剧《白鹭归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最近几年是‘回归’，回归到通州，回归到大运河畔，回归到双桥农场，其实这也是我个人创作的归来。”《白鹭归来》情节跌宕曲折，引人入胜，人物形象丰满，个性鲜明，无论是立意还是手法都十分经典，但令人诧异的却是其并没有“反复易稿”。红孩骄傲地说，“我写的事件、人物都是我所经历的，它的创作只用了七天就一稿完成了。”《白鹭归来》作为围绕北京一城三带大运河之萧太后河创作的国内首部散文话剧，表现历史，但不还原历史，立足当代，展望未来，以海归女学生的视角看今天北京郊区的变化，淋漓展现了富裕起来后当代农民的精神风貌。

在长江黄河的治理之后，国家和相关部门将治理的重心指向大运河。恰逢巧合，不免有人认为《白鹭归来》是命题之作，其实不然。“是我自愿的，原来在这个地方工作过，有一定的感情。写完之后，朝阳区文联、宣传部正好对这个主题有意向，一拍即合，才有了后来的话剧《白鹭归来》。我把白鹭作为象征，既是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呼唤，也是对精神的呼唤，对海外游子回国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呼唤。”

红孩很多作品中都有深深的运河烙印，《白鹭归来》就属于典型的运河文学。其实受运河影响的作家很多，但绝大部分作者连自己本土的文章也难出精品。如果用万年不变的眼光去窥探神秘莫测的运河文学世界，就如同井底之蛙，这对于运河文学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基于这番境地，红孩坚定地说：“我未曾想过跟着他们的思路走，另辟蹊径是肯定的。‘不从众’的思维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

当所有人都鼓掌，唯独你没有鼓掌，你可能成为众矢之的，但这世上的事情，有时候看似有利实则无利，看似劣势却是优势。打小，红孩就是个有想法的人，无论是在自己的文学上还是自己的生活上，都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这种独特的性格也成就了他。

话剧《白鹭归来》的一次演出中曾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位77岁的老太太观看话剧时十分激动，从而导致身体不适，突然倒地，剧场经理赶忙拨打120报急救。老太太在医院醒来后表示：此剧让她想起了自己从前在农村插队的情景，才会如此激动。其实很多人都认为：现在的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现在的文学是网文的时代，网文的发展似乎把纯文学、严肃文学等束之高阁，其实并不是，能让读者产生共鸣的作品就是时代的作品。以红孩的话剧为例，它并没有迎合现代“宫斗”“权谋”等主流题材，而是以自己的经历另辟蹊径;也没有在演员上选择主流明星，反而从始至终都是以“适合”为目的，最终的结果是一票难求。自2018年9月10日公演，到2019年年底，已经连演了四轮二十场，观众累计超过一万人次。第一场在世纪剧院的演出，一千五百个座位座无虚席，现场有许多人都回想起了话剧中的那段岁月，泪流满面。

聊文学：文学该有大担当

“所做文章者，可担当使命，可影响时代，可直击人心，方为大家。”

首先从整体的变革这方面来说，在传统的观念中，“变”即是“不确定”，无人可以预料“变”的最终结果有益还是有害，而“不确定”的背后就可能隐藏着“动乱”。对于“文学的变革”众说纷纭，各执己见，而红孩的看法依然独树一帜：他认为，变是常态，人是要思变的，但不能老变。总变也是问题，需要有原则地变。

由“变”到“变什么”再到“怎么变”，文学最终的探讨无疑是社会价值。物转星移，日新月异，现代文学作品承担着何种社会责任?

“在新中国解放之后，很多人对共产党、新中国都怀有浓厚的热爱之情，翻身解放的欢喜之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自然是发自内心的歌颂和赞扬。”文学随着时代改变，这是毋庸置疑的，基于现在的文学市场和文学接受度，红孩提出了他的文学主张：“到了这代人，不应该都是千篇一律的歌颂，更多是思考和批判意识，而这种批判应有思辨色彩;我主张的文学不仅仅是记录社会问题，而是揭示社会，面向未来，影响国家的思想进步。其实归根结底无疑是四个字——‘国家意识’。”

作品是作者的产物，任何文学作品都带着作者的主观思想，产物的“思考”无疑是作者的“思考”。红孩认为，搞创作的人一要有生活，二要有理论。光低头干活，不抬头看路不行，整天空谈，没有实践经验也不行，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谈文学深度，他绘声绘色地将一些作品比作“小小的文人画”，缺少中国气魄，而与之相对的作品则是巨幅的中国画，风骨奇峻，大气磅礴。相较而下，两者之间，不啻天渊，格局立现。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不乏属于“后者”的作家，他觉得，毛主席的作品是其中“片石韩陵”的代表，那是意境开阔的北国风光，一目了然，与一些“靡靡之音”形成鲜明对比。

散文既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在明确文学变化中的社会责任之后，再把文学这个大范围聚焦到“散文”。曾经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辞藻堆砌是散文，事件累积是散文，华而不实是散文，金絮其外败絮其内是散文。”这种说法反映了当代的状况，很多人对于散文所知甚少，如盲人摸象。

红孩作为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散文家，自然避免不了时时刻刻与散文打交道，对散文也有截然不同的情怀。谈起散文，他娓娓道来，对于散文的见解也是入木三分：“散文不承担论文和史学家的工作，它一定是可以给读者留下回味的艺术。它解决的不是确定的，而是非确定的。”

红孩认为，当今社会，很多散文创作者并没有入门，所谓的成品无非就是生活的记录。他将这些人的作品比作火车的路程，由始发站到终点站，确定的路线，这是一个“线段”;但真正的散文不应是“已经确定的”论述明白的“线段”，而是像“直线”，两边无限延伸，无限思考。

在当代的文学大环境下，作品变得商业化，也逐渐变成了迎合主流的工具。但在这样的环境下，红孩依然是可以保持“清醒”，不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第三人”;也不做故步自封，盲目自信的“第二人”，而是要做自己文学的“第一人”。在他眼中可以被称为“文学”二字的并绝非简单地记录一个故事，写一段人生经历，表达自己的感受……更多的应该是“思考”，而“这份思考”于现在、于未来有什么作用，于社会、于国家有什么作用。

当如红孩一般有这种意识的作者从“少数”变成了“大多数”，才是文学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好态势。一段文字也好，一篇文章、一本书也罢，表达的并不是“社会想听什么”，而是“社会需要听什么”，置于人们眼前时，不是“作家经历了什么”，而是“作家思考了什么”。文学的定义仁者见仁，但最终的落脚点终究还是“社会价值”，在红孩的眼中，社会价值中“国家意识”是极其重要的。

聊大运河：过去与现在之间，与时代握手言和

“完美复刻，亦非时代所需，不在发展中遗忘，方为正路。”

大运河不仅承担着古代水路运输的重要交通作用，更加承担了历史的厚重文化。大运河的存在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迭，同时也养育了“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繁荣”的城市。

在红孩的回忆中，小时候的住所周围曾建有很多电镀厂、造纸场、铸造厂、印刷厂等乡镇企业，污染严重。不得不说，如今的大运河确实面临着自然环境污染严重、文化遗存、毁损流失惊人、社会经济功能锐减、被过度开发等让人担忧的处境。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业废水、工业垃圾、工业废气、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都能通过不同渗透方式造成水资源的污染。长期以来，由于工业生产污水直接外排而引起的环境事件屡见不鲜，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极坏影响，大运河一直处于一个在不断治理的过程中。他认为，古代的大运河已经将江南的财富、粮食、丝绸都运到了北方，它的产业价值已经得到充分的利用。如今要做的并不是榨干“运河剩余的产业价值”，万事皆是有度。

针对大运河的现状，国家着手大力改善，在逐渐有些成效之后，“通航”也成了很多人的心结。运河的交通运输作用被再次搬上现代舞台，让很多人心驰神往。红孩针对现在的情况分析了运河的形势，首先就提出了疑问，水从哪来?对于通航来说，水无疑是当务之急。本来北京的水量就不足，随着人口的增多，用水量也逐渐增多，打井的深度同样逐渐增加。面对现在的情况，要说一步到位，那便是天方夜谭。

基于此，红孩表示：河流恢复或许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历史文化绝不能割断。2018年10月，他给致公党北京市委写的《关于打通萧太后河、通惠河、坝河融入大运河文化产业带历史文化的提案》中也体现了这个观点。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2014年申遗成功后，大运河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文化符号。历史的运河与现实运河有效对接，让世界、让人们，看到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知晓一个古老民族智慧的过往，了解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辉煌篇章。在红孩的观念里，“时光若白驹过隙，现代交通工具日新月异，运河的运输价值早已不复往昔。如今，于运河，过分强调产业价值、运输价值弊大于利，更加注重的应该是其文化价值：两岸的民俗、周边的风土人情、文物保护、生态保护……运河沿边的城市是确定的，而运河的文化是流动，在固定的地域上，如何让运河文化流动起来才是关键所在。”

谈起运河的未来，对于它的期许，红孩的态度一直是积极的。首先运河已经申遗成功，另外中央对于环境保护的力度越来越大，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观念逐渐在老百姓心中扎根，这对大运河来说也是一种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

“大运河是历史的，这一点无疑是确定的。但大运河又是未来的，我们现在即使还不能让它完整地流动起来，但所承载的文化和沿线的风土人情已在悄然复活，而且这种复活在不确定的奔腾中将激发出无限的活力。”

红孩，著名作家、学者，20世纪60年代生于北京。《中国文化报》文学副刊主编，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全国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散文集《东渡 东渡》《运河的浆声》，话剧《白鹭归来》、电影《风吹吧麦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