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成：用中国的方式讲中国的故事

杨志成先生坐在健身球上与本文作者对谈。

杨志成全家福。

杨志成父亲的信。

《侘寂之美》内页。

《公主的风筝》内页

车缓缓靠近人行道，88岁的杨志成早已躬身起立，车门一开，一个箭步冲下，几乎是连奔带跑“扑”向242号的铁门，双手和目光都紧紧抓住了栏杆：“是它，the house baba built（爸爸造的房子）！”

3岁来到上海，17岁离开，再回来时，他已和这栋房子一样饱经沧桑。“我回国的次数不超过一只手，来惇信路的次数更少。”1990年代，2002年和2019年的12月7日这一次。

第一次回上海寻根，杨志成是和姊姊Fifi同行，Fifi还在已被改造成职工宿舍的楼前留了一张时髦的影。到了2002年，他带着两个领养的中国女儿回沪，Fifi已经故去，没有人陪他在惇信路上走走聊聊分享童年记忆了。杨志成“深深感到寻根之旅那么孤单”。当他举起相机时，9岁的大女儿忽然指着铁门上的一个图案说，Eddy你看，他们把Y字装倒了。可是我知道这是你爸爸设计的Y，代表YANG（杨），是不是呢？

“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冲动，要为这栋房子做一本图画书，要把这份记忆传递给下一代。”

我把我的心放在了书里

第一次见到杨志成先生，他就和我说，我要把我的“做书的态度”讲给你听，希望你传播这个态度。他说做书就像种树，每一棵都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生长、不同的命运，当然还有不同的气质，但又有一个共通点：它们都非得拥有创作者的灵魂不可，“我把我的心放在了书里”。

绘本The House Baba Built（《爸爸造的房子》，中文版尚未出）的创作不同以往，杨志成搜集了家族成员收藏的大量的旧海报、老照片。当他把泛黄的碎片拼到一起时，记忆的温度复苏了，心之所属浮现了。绘本里不仅有战火中方舟一般的房子，还有浪漫又智慧的爸爸为五个孩子建造的游泳池、跷跷板，春天养的蚕宝宝，夏天斗的蟋蟀王，妈妈为补贴家用早起烘焙的纸杯蛋糕，“乱入”的德国犹太“六妹”路美丽……

物是人非。书的结尾展示了一封杨志成珍藏半个多世纪，“会褪色但不会消失”的信，那是爸爸留给五个儿女的亲笔：“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须将此作为人生第一信条记下：生命不可能有真富足和真意义，除非你与他人共同分享。人生的价值与快乐，不在于你为自己做了多少，而在于你为他人成就了几何。”

为什么这封英文信的落款是1963年，而邮戳是1971年？杨志成先生解答了我的疑问：这封信是父亲1963年托人辗转带给在香港的女儿的，过了好几年后，在美国的杨志成才有机会读到。书中的邮戳和邮票都是杨志成“造出来”的。1971年父亲去世，杨志成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这个年份由此变得那么刻骨铭心。他在一张邮票上画了美国黑斯廷斯（Hastings）的榕树，像极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草坪上的那棵。父亲曾是圣约翰大学的教授、最后一任校长，杨志成小时候常去圣约翰“找爸爸”，其实一心想的就是去那里爬树。另两张邮票的图案是北京人民大会堂，那也是“爸爸造的”，他是中国第一代建筑结构工程师。爸爸的名字“杨宽麟”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爸爸造的房子，在杨志成和几代中国人心中，都是重要的存在。

“以后你会知道你是中国人”

第一个向“魔法童书会”力荐杨志成先生的，是美国童书历史学家伦纳德·马库斯先生，我记得他由衷地赞叹：一位华人能被美国童书出版界、读者接纳、尊重，成就卓然，太不容易了。杨志成曾三次获得美国图画书的“奥斯卡”——凯迪克奖（两次荣誉奖Honor，一次金质奖章Medal），两度被国际青少年图书联盟（IBBY）美国分会提名国际安徒生奖，2016年还被美国插画家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而很少有人知道，他30岁第一次去投稿的模样。美国《号角》杂志前总编辑、著名童书专家安妮塔·西尔维（Anita Silvey）曾在《给孩子的100本最棒的书》（王林译）中写道：那时的杨志成穿着很随意，他带去的画稿中，有的画在纸巾上，有的画在废纸上，放在一个棕色的购物袋里。门卫认为他是搬运工，就指了指后面的货梯。甚至前台也很犹豫是否带杨志成去编辑的办公室。但是，著名的童书编辑厄苏拉·诺德斯特罗姆仔细看过杨志成的“草图”后，当场就给了他一部书稿。没想到杨志成竟也当场回绝了，因为他那时不太赞同以拟人化的手法塑造动物。厄苏拉不死心，坚持让他把书稿带回家思考一下插图，这才有了杨志成的第一本插画书The Mean Mouse and Other Mean Stories（《讨人嫌的老鼠和其他讨人嫌的故事集》。能入厄苏拉“法眼”并让她如此坚持，可见当年的杨志成已显示出了艺术天分。

杨先生以“做书的态度”为题向我传道：敬畏书，要将它置于神圣的位置。心无旁骛，千锤百炼，莫取捷径。

“可是我在20岁前并不是这样想的。”他在“魔法大师班”的演讲中写下一个“混”字：两只懒虫浮于水上晒太阳，“这就是20岁前的我”。杨志成是在自香港去美国的船上度过20岁生日的。行前族中的一位长辈给了他1000美元：“这就是给你的全部了。这1000美元，你的哥哥没有用到，因为他获得了奖学金；你的姐姐也没有用到，她也有奖学金。以后就看你的了，多一分钱都没有。”

接下去的话，让杨志成记了一辈子：“你到美国以后，你不但要负责你个人的事情，你是中国人，你以后做的事情也是在替我们做。做不好，这扇门就因你而关了；做得好，你就为后人开了一条路。你是中国人，以后你会知道你是中国人。”

初到旧金山的杨志成，因为成绩不好，只能就读社区大学。但是他奋起猛追，一年下来门门功课都是A，很快就考入了艺术学院。

“我在东方学西方，到了西方才开始学东方。”每每说到自己的艺术创作，杨志成都会提及一位恩师——郑曼青。这位精通诗、书、画、拳、医的“五绝老人”不仅医好了杨志成久治不愈的膝盖伤，还带给他东方哲学启蒙。比如一起散步时，他会启发杨志成潜心端看树枝上的“气”，那冒出的新芽，枝叶生长的方向，遒劲的老根，树间的清风，乃至周遭的石头和路人，这些“天、地、人”都构成了东方哲学里的“气”。老师教杨志成必须将自己化身为一棵树，才能领略这“天、地、人合一”，他说，你有这么好的中文名字，为什么不用？“杨”，就是一棵树在阳光中生长。

杨志成跟随五绝老人练习太极，领悟汉字。“过去我画画必须仰赖双目所见，拜师后我懂得临摹的画作是死的，我要画出事物在我心中激发的想法。不再是从眼到手的创作，而是从心到手的创作。”他的Voices of Heart（《心的声音》）以图画说文解字，讲述了26个汉字与“心”的渊源。这本充满中国哲学智慧的书，成为西方读者特别欢迎的礼物书。杨志成创作的绘本中，许多本的封面或扉页上都有他刻的印章。别说西方读者完全看不懂，就是拿给当下的中国读者看，这些印章也只不过是一个个装饰图案。那为什么还要刻？“我不管别人能懂多少，但我自己要知道我是中国人。”

既然是民间故事，我就用最民间的表达方式

杨志成第一本获凯迪克奖的插画书是The Emperor and the Kite（中文译作《公主的风筝》）。此书的文字作者是美国作家简·约伦，她借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壳”，其实是向自己的父亲，一位世界风筝大赛冠军致敬。

“西方作家最终要讲的，还是西方故事。而我要用中国的方式讲中国的故事。”杨志成为了这只“风筝”学起了剪纸，剪不成功就画好依样用刀片刻，然后再刷上颜色。“既然是民间故事，我就用最民间的表达方式。”不仅剪纸是地道的中国味，色彩是地道的中国味，在画面构图上，也有意设计了大量的留白，让风筝带来的那股清风和气韵，让东方的智慧与禅意，在书页间流动。

还有一位外国作家朋友专程跑去杨志成居住的小镇，请他为自己的《田螺女》故事插画。当杨志成提出用黑白两色来表现故事时，作家大为吃惊，田螺壳的内层有彩虹般的光泽，丰富之极，每动辄变，怎么可能是黑白的呢！杨志成坚持先试黑白的，效果令作家相当满意。“这也是从中国画里获得的启发。”

蒲蒲兰今年引进的杨志成的《叶限》，很多人为它激动，因为杨先生画了一个比西方早1000年的中国版的“灰姑娘”。叶限是唐代小说《酉阳杂俎》里的人物，成型于公元9世纪，比1812年《格林童话》里的《灰姑娘》要早，比1967年《鹅妈妈故事》里的《灰姑娘》更是早了一千年。但杨志成为此故事做了大量背景研究后，发现了问题：这是一个苗族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南边陲。而唐朝时的苗族人，是赤足的！灰姑娘的故事，没有鞋子怎么讲？

“世界上这么多灰姑娘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再加一个中国的灰姑娘故事？没有读我就知道这个故事，为什么还要去讲一遍？就是为了证明中国也有这故事？”

做书的敬畏之心，令他把《叶限》的创作搁下了整整两年，但这两年中，他并没有停止寻找“灰姑娘”的那只“舞鞋”。他去美国俄亥俄州一所小学做讲座，听说学校里有一座私人捐赠的图书馆，那儿有捐赠者毕生收集的中国书籍，顿时来了兴趣。他在馆藏中搜寻，发现了两个木刻，描绘了唐朝时苗族人的舞会，他们平时赤足，但跳舞时一定是穿鞋的！

原来叶限姑娘是有鞋的，故事成立了！

接着他去美国的一个越南文化展上反复临摹（因为越南的服饰与中国云南接近），又托在北京的兄嫂去北京的苗族展览上摘抄、临摹，这才有了叶限姑娘的发式，有了叶限姑娘的衣着，有了叶限姑娘的纹饰，有了一个血肉丰满的“中国灰姑娘”。若干年后他得以见到苗族文化专家，请对方看自己的画稿，专家评价：细节全都对！

每一部书，都是我的终极之作

“魔法大师班”的台上摆放着一只瑜伽球，活动开始前，大人小孩纷纷猜测莫不是有什么余兴表演？当杨志成先生坐到球上时，全场一片惊叹、手机频闪。

但，这不是什么活动创意，更不是作秀，“为什么我要坐在瑜伽球上演讲？因为这个球就是我的立场。”杨志成先生说，“球有很多的点，每一个点都不同。同样，人生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球，坐在每一个不同的点上，都会看到不同的世界。”

他的创作世界，也是一个球，“我最喜欢的作品永远是刚刚完成的这一部，我也把每一部作品，视为自己的最后一部，不，是终极 （ultimate）之作。”剪纸插画《公主的风筝》获凯迪克奖后，他就再也不重复剪纸的创作手法了，“每一本书如果做出来都一样，那就是永远坐在了一个点上。”

我曾听到不止一位国际绘本专家盛赞杨志成先生是一位“实验家”，惊艳童书圈的那本Wabi Sabi（中文译为《侘寂之美》，尚未引进）就是一例。“Wabi Sabi”通常被译为“侘寂之美”，一个非常日本的词，指在简单、自然、谦逊、不完美甚至是残缺中发现美与和谐。与其说它是一种理念，毋宁说它是一种感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故事讲述的正是一只叫“侘寂”的猫，寻找“我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旅程。

杨志成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做出了这种感觉，透过寻常与暗色的那种温暖与舒心。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他驱车赶往编辑家，将画稿匆匆放到门口，就送重病的太太去医院了。

接下来求医奔波、心力交瘁的日子里，他根本顾不上什么“侘寂”，直到四月开春了，他电话编辑征询意见，这才知道对方根本没有收到画稿。登报寻物、找警方帮助，能试的都试了，依然一无所获。转眼就到了六月，距离截稿期限只剩四个月，手头只有原稿的一些照片。杨志成毅然决定重做一本——既然原来的已经不复存在，那正好开始全新的创作。他选择了更符合“侘寂”本意的材质来展现东方美学，他把女儿也邀请加入创作，既加快了速度，更加入了少年人对侘寂的体验，也帮助女儿获得了自我表达的信心。花四个月重塑的“侘寂之美”，效果超过了他之前两年做成的第一版。

“侘寂猫”最终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书最终入评《纽约时报》2008年十大绘本，而他的夫人在2007年去世了。“有磨难的书总是让我记忆深刻，它们令我成长。”

我们的努力和经历，包括那些失败，永远不会虚掷

网络上关于杨志成的报道中，常会出现一张《快乐王子》的封面，但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因为这本书花了整整半个世纪才问世！”他说。

杨志成7岁那年，父亲给他讲了一个王子与燕子的故事，令他十分感动，念念不忘。之后他进入童书圈，逢人便打听有没有这么一位“快乐王子”的童话。偏偏杨志成请教的人都不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了，因而他一度以为这是父亲自己编出来哄儿女的——谁让父亲那么会讲故事，一说起来就天马行空呢。

一直到1971年杨志成40岁那年，有次去意大利走亲戚，临睡前在主人家的书房里随便看看，无意间发现了一本《王尔德童话集》。王尔德也写童话？没想到翻开第一个故事就是《快乐王子》。“那晚我一夜无眠，一页翻过一页，怎么也停不下来。一时间，7岁时在晒台上乘凉听爸爸讲故事的情景不断涌现。”他用手抄的方式将整个故事完整地记录在自己的素描簿上。

第二天一早杨志成就开始动笔画《快乐王子》，他把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意大利，去教堂寻找天使的形象，去博物馆查考场景样貌。“记得第一张画就是一只燕子飞进意大利的一个城市。”他回美国后与编辑交流创作设想，没想到那位编辑因为自己不喜欢这个故事，随口编了个理由，说“欧洲刚刚才出了一本绘本版的《快乐王子》”，让信以为真的杨志成再等几年。

这一等就到了1978年，杨志成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上偶遇一位瑞士出版人，对方表示很喜欢杨志成的创作，想约他画一本书，但又吞吞吐吐，生怕他不喜欢这个故事而一口回绝。当瑞士出版人说出《快乐王子》这个书名时，杨志成又惊又喜，脱口而出：我已经几乎画好了呀！

为了给故事找一个最合适的发生地，几经考证，杨志成决定把背景改到奥地利。但没想到瑞士出版人强烈反对，说《快乐王子》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王子，唯独不能是奥地利的，理由说来叫人哭笑不得——有些瑞士人不喜欢奥地利人。杨志成又试着把故事放在王尔德的故乡英国，但终于因为英国人的“冷”与这个故事的浪漫调性不搭而放弃。最终，他让《快乐王子》矗立在法国，所有的建筑、场景和服饰的绘制，又根据法国的重新来过。全部完成后，编辑又建议他改为孩子更能接受的讲故事的方式，好家伙，再做一版。

从1938年7岁时一只燕子掠过杨志成的心头，到1971年他40岁时画下第一笔，直至1989年他58岁时《快乐王子》成书出版，“这是我创作最久的书。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中国有个成语叫大器晚成，我们的努力和经历，包括那些失败，永远不会虚掷。”

杨志成告诉我，他的下一部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讲述他的绘本创作。他将从自己创作的100部作品中选出15部“具有突破性的”，串起整本书。“这15部作品代表了我的修养。读者看你的书，到底在看什么？看技法？看故事？最终其实是在看创作者的修养。”

和他相处的两天，听他多次说：“天才是开始，人才是你自己的修炼。”“恭敬的才是人，不恭敬的不是人。”“创作者要听从内心，故事是由心灵而发生。”

不同于西方插画家，杨志成在多部作品中都会附一篇“作者的话”或者“绘者手记”。他2006年创作的《雪山之虎》，记述了人类第一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书中，杨志成不仅展现了珠穆朗玛峰向夏尔巴男孩丹增·诺尔盖的召唤，也借描绘攀登之艰险表达了丹增对雪山、对大自然的敬畏。

他在手记中写道——

2006年，《雪山之虎》英文版出版，受到好评。但很明显，这本书并不属于那种“热点”类型。又过了几年，我被邀请去印度，参加当地一所美国学校举办的绘本工作坊。当时有很多粉丝排着长队等我的新书签名，这其中包括一个五口之家——他们带来了一大摞《雪山之虎》要我签名。

我向这家的父亲解释这本书是关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第一人的。他说：“我知道，那是我的父亲——丹增·诺尔盖”。然后，他告诉我，《雪山之虎》抓住了他父亲攀登珠峰的精神精髓。夫复何求？这句话是我所得到的最大褒奖。

当我摘抄下这段后记，泪水也止不住地淌下。我知道，我遇见了一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