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我辩论，为被误解的孔子

鲍鹏山新书《孔子原来——被误解的孔子》，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孔子提倡“三纲五常”吗？

孔子提倡愚民吗？

孔子维护等级社会吗？

孔子是权势者捧起来的吗？

……

23个问题，指向一个核心：孔子原来的面貌是什么？今天，孔子思想过时了吗？

封闭在家的特殊日子里，鲍鹏山教授通过微信接受了北京日报阅读版的专访，有关本书的由来、核心、学术关怀，一一道来。

您之前的书大多写历史，由历史而生发问题，沟通今天；感觉这本《孔子原来》不一样，针对性特别强，更像一次辩论。在国学热的大背景下，您为什么选择了这种“战斗性”更强的文体？

你这两个词很准确：辩论和战斗性。

我确实在辩论，和上个世纪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有关孔子的种种误解、曲解进行辩论，甚至和自孔子生前直到今天种种对孔子的误解、曲解辩论。孔子的学生子贡，就为孔子做过辩论，我这工作，算是对他的一个继承。

当代对孔子的误解和曲解，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第一，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家的很多主张及其影响附会到孔子身上，比如我这本书里讲到的愚民政策、奴性文化、权力通吃、愚忠愚孝等等，这都是法家的主张，不但不是孔子的思想，恰恰是孔子早就警惕并预加防范的。这种误解源远流长，自韩非就开始了；第二，把我们上个世纪以来很多制度性缺陷导致的问题，附会到孔子身上。把现代世界政治中才出现的极权问题附会到两千多年前封建时代的孔子身上。

这些误解其实对孔子本人没有影响，他有足够的时间抖落不同历史阶段泼洒到他身上的污浊尘埃，历史都是他的，时间站在他这边，他已经属于永恒，古人说的，同天不老。这种误解伤害的是中国，是走向现代的中国。因为，中国走向现代，不可回避也代价最小的路径，就是从自身传统文化出发，沿着传统文化的逻辑路径，发挥现代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简言之，对传统做现代性阐释，比否定传统，移植一个外来的现代性，不仅代价最低，而且成功的几率更大。

本书着眼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到的20世纪70年代，甚至直到今天，人们对孔子的误解。在您一一作答的23个问题中，您觉得最流行、最有普遍性和“杀伤力”的误解是哪个？

是对孔子所谓提倡愚民的误解。

愚民在中国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后来中国秦朝，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基本统治术。这种政策和统治术，对于一个国家开启民智走向现代的努力，是致命的。所以，本书为孔子这一点辩诬，其实也是对历史上愚民政策的批判。

当然还有对所谓“三纲”的误解。这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观念，仍然是法家的。法家与儒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两个关键词：法家讲“权力”，儒家讲“权利”。“三纲”是权力构建，不是权利构建。

现代政治的现代性也就体现在对古代“权力社会”的解构和现代“权利社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就是“权利”定位，这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在。

23个问题，其实都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即开篇的第一个问题：孔子过时了吗？为什么在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要读孔子？

我理解，您重点说了以下几层意思：其一，直到今天，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代表中华民族气质，体现中华民族形象而获得世界认可的，仍然是孔子。其二，这不仅是对孔子一个人的评价，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价值的评估。其三，“传统文化不但不会成为人们思想的禁锢，恰恰是革命者的温床。”“我们今天的落后不是孔子缺了什么，而是我们这些后人缺了什么。”由此提示我们反思：两千年后的今天，应该从传统文化中学什么，怎么学。

这样的理解，对吗？

您的理解非常到位，抓的点也很准确。其实，23个问题，我的学术关怀是：我们必须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的共同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目标和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承诺，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努力方向。而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我们必须从传统中国去寻找思想资源，这不仅是代价最小、成功几率最高的路径，还是对目标的界定：我们要的是现代化的“中国”，或“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我们变成现代化国家的时候，中国，还是中国，有中国一以贯之的文化气质、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

在您看来，对孔子的这些误解产生的深层的、本质的原因是什么？是书中提及的“文化创伤没有愈合”“文化自卑自我歧视”？

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这个误解，往往是因为很多人，甚至包括很多层次很高的学者，对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经典的隔膜——我们有好几代人其实是没有读过什么传统经典了，更不用说走进文化的核心了。所以，误解，前提是不了解。我知道的是：一些对传统文化经典很熟悉的学者，都不存在你所说的“文化创伤没有愈合”“文化自卑自我歧视”，恰恰相反，他们都在做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工作，只不过他们更多的是在一个更学术的高度上做，而我是在做普及，试图纠正一些常识性的误解。

您在书中重复强调、解释了对孔子“忠君”、对所谓“三纲五常”的观点，提出了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新”解读：孔子强调的是道德的双向平等观念，丝毫没有单向臣服之意，甚至认为这是一组因果关系——国君做好在前，臣子做好在后；父亲首先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然后才能有资格得到子女将来的孝顺。甚至说：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赋予了人民“不服从的权利”。这种解读，在学界是共识吗？

并非学界的共识，但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前面说过，学界很庞杂，专业也很多，有很多社会科学学者甚至人文学者都对传统经典并不熟悉，他们对于孔子的认知，竟然也有很多是肤浅甚至是人云亦云的，是拾上世纪某些特定年代的牙慧的。但是，对传统经典熟悉的人，应该赞成我的观点，因为我的论证是从基本文献和历史事实中来的。

您在书中写道：恕，是孔子思想中核心的核心。他的礼不针对具体的人，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但这样会不会在具体操作中失去原则，使礼成为一个美好但无法落实的理想？在其后一章“孔子从来不攻击别人吗？”中，孔子的表现也很有“战斗性”。攻击与宽恕之间的红线是什么？

这个问题几乎不再是一个关于孔子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了。我反问你：一个有原则的人能否同时又是宽容的？一个有坚持的人是否同时又是一个有弹性的人？

书中的文章，多数写于两年前，文章中所说的许多误解也是“文革”前后的。请问，今天还有没有什么对孔子新的误解产生或重现，值得我们警惕？

书中所写的这些对孔子的误解，自上个世纪初至今，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对孔子的定解，这也是我写作此书的目的：拨乱反正，回归正解。对孔子的误解，永远都在发生，有的是大方向上的、逻辑上的，关乎价值观的，有的是孔子生平和历史细节的，关乎一些具体事实的。总的来说，前一种误解才是大问题，因为，它关乎我们对孔子思想和传统文化的认知，关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估定，关乎我们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关乎我们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更关乎未来中国的文化本色。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摈弃实现现代化的，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文化自成一体的大国，更当如此。所以，如何评价孔子，如何阐释孔子思想的现代性并对其作出肯定性的结论，其实是关乎中国有无一个现代化未来这样一个大命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