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翻译家戴骢：在金玫瑰丛中远行的骑兵军

2月13日晚，《北京日报》率先发出著名翻译家戴骢先生去世的消息：记者从上海译文出版社获悉，原来早在6天前，2月7日7时，戴先生就在上海驾鹤西去，享年87岁。据出版社相关负责人透露，因为当前疫情影响，戴先生的葬礼已从简办理。

对于外国文学作品来讲，有些老翻译家的名字就是译著品质和译文质量的保证，比如董乐山、王道乾等等，戴骢在俄语文学翻译领域的地位，无疑也属于该行列。回顾戴骢一生的译作，几乎每本都是经典，比如《金玫瑰》、《红色骑兵军》、《哈扎尔辞典》等等，都在读者中拥有极佳的口碑和影响力，一版再版，长销不衰。

发现蒲宁

1933年，戴骢出生于苏州，原名戴际安，戴骢是他为自己取的笔名，源于“青骢马”。“一种很普通、很平凡的马，但它能吃苦耐劳。希望我在文学翻译的路上也是这样。”戴骢接受采访时曾经解释道。

戴骢从事翻译工作是从部队起步的。他1949年参军，1950年毕业于华东军区外语专修学校俄语系，曾在部队担任译员多年。1952年调至上海出版界，历任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苏联语文学及亚非拉文学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杂志编辑、编审等职。

根据目前能查到的资料，戴骢最早翻译出版的一部译作是前苏联作家安德烈·乌比特的长篇小说《新的源流》（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这部小说用现实主义笔法描绘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的农村生活。这个阶段，戴骢搞翻译都是领导布置的政治任务，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

《新的源流》

戴骢真正开始大规模自主选择翻译出版作品，还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文革”期间，他在无人看管的出版社资料室里发现了俄国作家蒲宁的原版书，“我浑身为之一震。原来俄罗斯现代文学中，除了卓娅、舒拉、保尔、奥列格之外，还有我所未曾见到过的世界，还有我所未曾读到过的把人作为人来描写、细腻地触及人性因而令人回肠荡气的小说”。于是，他很快便着手翻译，并在198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蒲宁短篇小说集》。

《蒲宁短篇小说集》

这是戴骢翻译出版的蒲宁的第一部作品。从此，戴骢便与浦宁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系统性地译介这位俄国作家。他除了和郑重合作在安徽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浦宁选集》第一卷《新路》（1983年）和第二卷《最后的幽会》（1988年）外，还以个人名义出齐了三卷本的《浦宁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主编体量和内容更加完整的五卷本《浦宁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

重译经典《金蔷薇》

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时翻译的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金蔷薇：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198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戴骢重译的《金蔷薇》，并更名为《金玫瑰》。

《金蔷薇》李时译本

新译本出版后，戴骢给著名学者刘小枫寄去了一本。刘小枫读完后，以“默默”为笔名，在1988年第6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名篇《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重温〈金蔷薇〉》。在这篇文章里，刘小枫回忆了自己初读《金蔷薇》时的感受，并将之上升为整整一代人的精神遭遇：

“我们这一代人曾疯狂地吞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中的激情，吞噬着语录的教诲，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蔷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取代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为保尔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说，理想主义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我们已经开始倾近怕和爱的生活。”

“《金蔷薇》流入这一代人的心中，使其‘天生’而来的理想主义得以脱胎换骨。真正的理想应该是对受苦和不幸的下跪，应是懂得怕和爱的生活本身高于历史理性的绝对命令，应是奔向前去迎候受难牺牲者基督的复活。”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刘小枫这篇文章连同《金蔷薇》对后来的整个汉语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就描述过当时“刻骨铭心”的震撼感受：

“默默在文章中说，《金蔷薇》竟然会成为他所隶属的一代人的‘灵魂再生之源’，还有什么样的表述更能凸显《金蔷薇》对他那一代人在精神结构中起到的作用呢？也同样不夸张地说，默默对《金蔷薇》的解读也重塑了更年轻一代学子的情感体认，进而把新的文明质素注入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中。默默由此也把《金蔷薇》重新带入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使大部分国人所陌生的怕和爱的图景构成了新时代的结构性因素。”（吴晓东：《<读书>与一代人的情感结构》，《天涯》2019年第3期）

由此可知，戴骢重新翻译巴乌斯托夫斯基生前增删修订版《金蔷薇》的意义。《金蔷薇》的俄文原版书名为золотая роза，其中роза一词在俄语中既可以指“玫瑰”，也可以指范围更大的种属名称“蔷薇”。戴骢根据书中第一篇《珍贵的尘土》，认为巴乌斯托夫斯基想表达的主旨是，作家应该对文学事业、对人民怀有深厚的爱，鉴于玫瑰是爱情的经典象征，所以坚持把书名翻译为《金玫瑰》，而没有沿用旧版、已为读者熟知的《金蔷薇》。

《金玫瑰》戴骢译本，这一版的译者署名为“戴聪”，疑为“骢”字讹误

巴别尔与布尔加科夫

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军》最早由花城出版社在1992年引进，译者为孙越。不过论及影响力和读者人数，戴骢的译本都要更胜一筹。戴骢翻译的《骑兵军》初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在2003年推出，书名在“骑兵军”前加上了“红色”二字，此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文汇出版社又都曾多次再版。

《红色骑兵军》

在译后记《星星重又升起》中，戴骢如此谈及巴别尔最重要的语言特色：“巴别尔的文体朴质无华，而又鲜活无比，用巴别尔自己的话说，他的作品的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他的作品洗练、简洁，没有浮泛之笔，寥寥数句便勾勒出了一个形神兼备的人物，塑造出了一个色彩鲜明的性格。他只需两三页的篇幅就可写出别人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戴骢通过自己“明净如诗”的译文，忠实传递出巴别尔作品的这一特色。

继《红色骑兵军》后，戴骢又接着翻译了巴别尔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敖德萨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反响依旧热烈。

《敖德萨故事》

尽管巴别尔的作品在中国和全世界都得到了无数称赞，恢复了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不过巴别尔本人的命运却十分悲惨。

除了巴别尔之外，戴骢还翻译过另一位非常重要的前苏联作家米·布尔加科夫的作品。布尔加科夫与巴别尔在同一年去世，也是一位在生前遭“默杀”、死后拥有巨大声誉的作家。布尔加科夫善于使用怪诞诡谲的魔幻情节进行现实批判和讽刺。

1998年，作家出版社推出四卷本的“布尔加科夫文集”，包括《剧院情史》（石枕川译）、《狗心》（曹国维、戴骢译）、《白卫军》（许贤绪译）、《大师和玛格丽特》（戴骢、曹国维译）。戴骢参与了其中两卷的翻译工作，这套文集的其余译者也都是老一辈的俄语文学翻译家，堪称经典译作。

《大师和玛格丽特》

奇书《哈扎尔辞典》

2009年，塞尔维亚著名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因心脏病发去世，很多媒体在纪念稿件中都再次提起十多年前那场著名的文坛官司——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否在内容形式上模仿了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

《哈扎尔辞典》原书1984年在南斯拉夫出版，戴骢最早在俄文杂志上发现了这部小说的节译，随后便与友人石枕川一起从俄文将之译成中文，节译版发表在1994年第2期的《外国文艺》上。四年后，南山、戴骢、石枕川三人合译的全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者之一的戴骢介绍：“与1994年《外国文艺》上发表的版本相比，此次译作过程参照了法、俄两个版本，并汲取了英译本的长处，篇幅从121页增加到323页，展现了《哈扎尔辞典》的全貌。”

《哈扎尔辞典》（阳本）

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初版于1996年，该年年底，北京大学学者张颐武在媒体发文，公开指控《马桥词典》“这部被一些批评者以热烈的歌颂称为‘杰作’、‘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的著作，却不过是一部十分明显的拟作或仿作，而且这是隐去了那个首创者的名字和首创者的全部痕迹的模仿之作”。张颐武这里的“首创者”当然指的就是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韩少功对于这种指控并不接受，随后选择起诉张颐武和相关媒体，法院在两年后裁定韩少功胜诉。

关于这场争论，《文汇报》记者也访问过戴骢的看法。戴骢认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内容不尽相同，只是形式上偶有相似，比如用符号标注每个章节。他还举出文学史上有人指控加西亚·马尔克斯抄袭布尔加科夫的例子，马尔克斯本人不承认抄袭，但他看了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后也称其为“天才之作”，所以不能因为文体相似就推断韩少功抄袭。

关于《哈扎尔辞典》一书的无穷魅力，上海资深文学出版人曹元勇如是说：“打开《哈扎尔辞典》，亦即打开了一个穿越时空、融汇现实世界与神秘之域的超级文本；而对它的阅读，则会成为想象力被彻底激活的过程。实际上，《哈扎尔辞典》的强大魔力不只会让你沉迷于这部作品本身，它还会彻底激起你的好奇心和探求欲，让你顺着各种蛛丝马迹，去搜寻一切与这部‘辞典’或它的影子相关联的资料。”（《让人着魔的<哈扎尔辞典>》，《新民周刊》2013年第20期）

记忆与遗忘

除了上述作家作品外，戴骢还翻译过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左琴科、阿赫马托娃、希什科夫、列·安德列耶夫等人的著作。为什么要选择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戴骢如此回答道：“翻译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蒲宁的东西，是反思的结果，试图探讨真正的人性是什么。国人和前苏联人遗忘的角落、忽视的角落，甚至被蔑视的角落，我会去那里看一看、找一找，看能否觅得值得被介绍的东西。”（《戴骢：我只译介自己引为同类的作家》，《北京青年报》2007年7月30日）

左琴科是前苏联最优秀的幽默讽刺作家之一，写过大量讽刺苏联市民阶层市侩习气的短篇小说，他的作品早在民国时期就被译介到中国，鲁迅、柔石等左翼作家都曾翻译过他的短篇小说。从1943年开始，因为《日出之前》这部小说，左琴科遭到抨击，并被污蔑为“诽谤者与贱痞”，长期生活无着、人格受辱，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戴骢翻译的《日出之前》（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在中国出版也并非一帆风顺。其实早在1980年代后期，戴骢就应国内某家颇有声望的出版社之约译完了全书，还写了一篇万余字的译后记。不料好几年过去，那家出版社因“征订不到足够的印数而无法将其发排”，戴骢不愿为难对方，便承诺若将其译稿退还，则无偿废除合约。结果，译稿很快便从出版社退回，但那篇译后记却因为人事变动而不知所踪。

继百花文艺出版社之后，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再版《日出之前》，却不明就里地更名为《幸福的钥匙》。新星出版社2012年再版时该书又被拆为上、下两册，恢复《日出之前》的书名。比书名更尴尬的是，三个版本的作者国别标注居然都不一致，1997年是苏联作家，2009年是俄罗斯作家，2012年又变成了乌克兰作家。从此侧面也能反映出中国出版界的混乱现状。

《日出之前》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戴骢先生一生为人低调，尽管为读者贡献了那么多一流的俄语文学作品，他却极少宣传自己或接受采访。最后，借用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玫瑰》中的一句话来形容戴先生，虽然巴乌斯托夫斯基讲的是作家，但同样适用于这位默默耕耘、抵抗遗忘的可敬译者——

“是什么促使作家去从事他那种虽然有时令他痛苦，但却是美好的劳动的呢？首先是他自己心灵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念不允许一个真正的作家像一朵不结实的花那样在世上度过一生，而不把充满他内心的巨大、丰富的思想和感情，慷慨地、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