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知识产权治理迎来新契机

2020年，版权保护再次被提到了重要高度。就在近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企业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全面提升中央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水平。2019年11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对我国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出全面部署。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关于“2018年中国版权产业经济贡献”的调研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为6.6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0%；占GDP的比重为7.37%，比2017年提高0.02个百分点，版权价值更加明显。

版权保护一直是出版机构的重要工作。又到一年“3·15”，随着新技术发展，出版机构维权有哪些新招与困境？

技术发展让打盗维权更复杂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对推进经济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给版权保护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局局长于慈珂在2019年12月举办的“一带一路”版权国际论坛上表示。

在中国出版协会副秘书长、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中青文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炜看来，盗版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纸质书盗版；二是PC互联网盗版；三是目前最新型的移动互联网盗版，也就是APP盗版。“当前APP盗版形势非常严重，许多知识付费的平台均有不同程度的盗版。传统纸质书的盗版也未根除，而且以与电商结合的方式在进行。地理位置的距离决定地面书店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鼠标间的距离让互联网上的第三方书店合理性、必要性几乎并不存在，而电商平台的第三方书店富集盗版窝点。”

2019年11月，中国出版协会与拼多多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为全国出版单位开辟版权保护绿色通道，此举基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和提高电商的注意义务两点。

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秘书长伊才晓表示，线上获取线索、线下打击办案，多地联合执法是2019年反盗版工作的两个重要特点。2019年，联盟集体行动，配合政府执法部门查办了32起盗版大案，查获藏匿盗版图书窝点40余个、查办盗印企业及装订厂家近20家。收缴盗版图书144.25万余册（盘），涉案码洋4592.5万，追究刑事责任34人。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打击盗版模式。该社法务部主任韩强告诉记者，线下方面，中少总社利用地缘优势，2019年共5次查抄盗版图书库房，主要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和天津、河北廊坊一带，累计查抄涉及中少总社的盗版图书34万余册。对售卖盗版图书的零售书店地毯式打击，涉及被查书店约130家，后续除立案起诉外，还将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线上方面，中少总社在阿里巴巴、京东、当当、拼多多等平台开设旗舰店，并与电商平台相关负责人面对面沟通，提高线上投诉效率。

据人民卫生出版社研发中心法务维权部主任吴琨介绍，人卫社确立了“预防为主、打防并举、全员参与、注重成效”的维权方针，每年会对医学院校周边开展定期和不定期巡查，每年巡查区域平均不少于13省市，查抄印刷、仓储、销售盗版码洋约2000万。近年来，线上侵权行为越来越严重，人卫社已对淘宝、闲鱼、京东、拼多多、微信等线上维权全覆盖，并通过平台投诉、行政举报、诉讼等多种手段打击侵权行为。每年人卫社投诉、举报数量近万条，目前还在以10%的速度增长，维权诉讼几十件。

“随着技术、应用的推陈出新，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程度愈深。打盗维权的战役还将持续下去，并且更加复杂和艰苦”，伊才晓说。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年联盟各成员单位累计投诉处理各电商平台、有声书平台、互联网社交平台等侵权链接66482条，相较于2018年的47552条明显增多。2019年地面打盗维权工作出现了新特点和新问题：其一，盗版印刷厂和库房逐渐向农村转移，大窝点“化整为零”成多个小窝点，查找盗版窝点的难度增加。

其二，网络社交平台和移动支付的便捷性和隐蔽性，成为盗版商的有力工具，减少了盗版出版物流通的中间环节、缩短了盗版运作流程、降低了被查处的风险。其三，各盗版商和盗版分销网络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图书类型分工明显，对细分领域重点图书信息掌握全面、反应迅速。

政策利好鼓舞维权信心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创新举措，明确要求实行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对我国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出全面部署。多位受访人表示，这将增强出版人版权保护的信心，对出版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是当前知识产权保护中广为社会诟病的问题。刘炜认为，《意见》出台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到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保护能力有效提升，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得到更加有效的发挥。《意见》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戒力度，加快在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加大损害赔偿力度。《意见》“严格规范证据标准”，强调制定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司法解释，着力解决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探索建立侵权行为公证悬赏取证制度，减轻权利人举证责任负担。在实际中，侵犯出版权利人的电商平台后台握有数据，按照法律举证规定，电商平台不能举证的话，应该承担不利后果。刘炜强调：“人工智能时代比大数据时代更为发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未来发生的事做出预判，根据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平台的注意义务也应更高。”

吴琨表示，随着复制技术和互联网、移动端技术不断发展，出版单位受盗版侵权侵害越发严重，《意见》作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措施，将大大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给出版单位寻求创新、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政策保障。

“《意见》对于以后的正式立法有推动作用，我们期待相关法律，尤其是《刑法》能将《意见》的精神予以落实。”韩强说。

记者注意到，2019年国家还出台了多项文件促进知识产权保护。2019年10月，国务院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确要建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2019年初，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从加强顶层设计和强化执法两个方面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相继印发《假冒伪劣重点领域治理工作方案（2019~2021）》《2019年知识产权执法“铁拳”行动方案》等文件方案，对知识产权执法作出了全面部署。

促进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

3月13日，中国版权协会举办首次线上版权专题讲座，邀请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迁进行两个多小时的网络直播，为协会会员解答在疫情期间遇到的版权新问题。疫情过后，版协将组织有关出版社针对行业痛点提出应对措施。

互联网书店卖假一直是盗版图书的重灾区，关于《图书经营许可证》公示公开事宜，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呼吁国家层面以《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全国联网为抓手，运用现代技术，全面提升相关部门管理能力，加强文化执法队伍的执法手段，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国家提升数字化管理能力，提高政府管理部门的决策力、掌握力、反应力；加强跨部门跨区域办案协作；适应数字技术发展、促进法律出台、程序简化也是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重要方面。联盟还将成立专门的技术支撑研究小组，就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应用进行研究和探索，利用联盟的平台优势，针对长期困扰知识产权治理的痛点、难点问题，开展一些积极有益的尝试，促进知识产权治理的现代化。

北京市政协委员、掌阅科技创始人张凌云在今年1月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关于用区块链技术推动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提案》，表示要充分利用区块链等新技术解决文化产品版权交易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推动版权的保护和管理。

人卫社将针对盗版侵权的新趋势，重点探索防伪溯源新技术的运用，加大非法复制的难度和成本，提升鉴定效率和精准度；不断扩大维权范围，提升识别、追踪、精准打击盗版侵权的能力；加强与执法、公安、司法、公证机构、行业协会等的联系，充分运用各类社会资源，有效协助公权力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

相较2018年，2019年出版社打盗维权行为更多。出版发行机构、联盟也在更多地寻求业外合作，共同促进知识产权保护。2019年，阿里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达成战略合作，携手推进互联网版权生态治理与创新发展；拼多多与中国出版协会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为全国出版单位开辟版权保护绿色通道；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与腾讯正式签署了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合作备忘录；拼多多与新华文轩签署版权保护协议，合力构建打击盗版侵权新模式。

虽然技术不断发展，出版社的产品形态日新月异，但版权案件有三个焦点问题是不变的：一是权利的归属，首先要确保拥有权利，在与原始权利人签署合同时一定要严格规范；二是侵权事实，其中一定要固定证据；三是损害赔偿计算，吃透法律法规，准备工作做扎实，一剑封喉。“当前，中国版权保护的一大痛点在于执法司法过程中的执法不严、有法不依。改变目前现状的最终归途还是严格执法，有法必依，提高赔偿额。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有边界的，需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不能滥用自由裁量。最好的普法莫过于一个公正的判决。”刘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