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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发现与理解

2020-03-27 11:06:00 文艺报 

有组织的扶贫工作,在中国已经开展了30多年。我曾经在区县工作过,对此有所接触。但总体上看是肤浅的,甚至是隔膜的。新一轮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我到了大都市,对于此所带来的深刻变化知之甚少。但我又很想有机会走下去看看。多少年来,每当路过乡村,看到过去的良田沃土变成了房子,或者长满了野草和荆棘的时候,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虽然我一直想有个机会深入农村,但又被工作捆住了手脚。好在有了参与这次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创作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差点叫我放弃。

当《民族文学》副主编哈闻2019年8月下旬来电,请我参与中国作协与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组织的脱贫攻坚长篇报告文学创作工程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怕由于工作原因没时间来承担此任务,同时也怕这个题材太过重大、要求高,自己写不好。“按你的理解写。”哈闻缓慢而轻细地说。这几个字,入耳入脑,叫我一下子宽和敞亮起来。我的信心陡然立了起来,说:“好吧,我试试。”

2019年9月19日上午,在中国作协十楼会议室,我听取了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的报告。下午,又参加了创作工程的座谈会。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主持讲话中,阐述了此项工程的意义。他说,文学不能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缺席,脱贫攻坚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标志性事件。一个作家能够有这样的一本书,是对历史的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交代。他还特别谈到,作家要找到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角度。其他与会领导和文学期刊社的主编,也都是强调要深入、再深入,发掘、再发掘。

重庆市扶贫办对此事十分重视,并积极做好服务工作。2019年10月14日上午,市扶贫办主任刘贵忠、副主任张倵瑃分别听取了我下区县采访的打算,表示全力支持,还提供了一些采访点。宣传处的张大川作为此项工作的固定联系人,我要去哪个区县,一站又一站,他可谓“随叫随应”。

在各有关区县采访期间,扶贫办的同志尽可能多地为我提供采访点。城口县扶贫办副主任向守文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却执意要陪我采访。一路上,他既要电话处理公务,又要联系我的采访对象。他不停给我推荐采访点,就像要把自己家的好东西全部拿出来招待客人那样,这份热情让人感动。

在秀山县,扶贫办主任陈茂不仅给我讲了不少脱贫工作中扶智方面的典型,还推荐我去看看秀山的教育扶贫。秀山的教育可谓渝东南的一个奇迹,我去采访了,但没有写进来。黔江区扶贫办主任郭兴春也如数家珍地介绍他们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一个个典型,可惜我也不能全部纳入。好多被新闻报道的人和事,大都不是我所需要的。或许是双方的“发现”不一样吧。彭水县扶贫办主任张泽勇晚上10点下乡回来,还来与我对接工作。黔江的彭巍、秀山的黄海平、奉节的龙怀楚、武隆的杜庆禄等同志,也是一边在路上忙手头的工作,一边陪我下乡。在酉阳县、石柱县、巫溪县和忠县,扶贫办的同志们太忙,几乎每天都要换一个人来带我下乡,有时因工作变化不得不临时调整换人。我真内疚,因我的采访而给他们添了麻烦。

从市扶贫办到区县扶贫办,这条战线上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职工,近两年来,他们通常都是每天深夜才能回家,或者就睡在办公室里。他们手头的工作很多,“五加二、白加黑”,在他们这里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我没有直接去写他们的事迹,通过上面的介绍,也许能从侧面反映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些现实吧。

在此次采访中,我还有很多愧疚。一是,我没有走完重庆所有承担扶贫任务的区县。比如渝西片区,在历史上其贫困面和贫困深度都较渝东北和渝东南要弱。二是,我没有能力走完全市的18个深度贫困乡镇。三是,我也没能把所有采访到的对象和典型都写进来。

就单位这个层面来说,我没有去报告他们的事迹。比如,我没有直接写某个扶贫集团的工作、写某个乡镇或村的工作、写某个行业的工作,我只是在具体的典型中折射了他们工作的影子。单就个人或典型来说,我手头还有很多素材,比如消费扶贫、电商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等典型,也都没写。

从2019年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我用两个月的时间采访了10个区县,这些区县地处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两个国家级连片贫困地区。我像个贪吃的人,每天都想采访到更多的人,特别是想采访到有独特意思的人物和事件。每天从早上八九点出门,直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回酒店,劳动强度确实不小。我在采访本的开头给自己写了一句话:“尽可能了解实情,尽可能看到真相。”

采访归来,收集到的素材一大堆。我反复阅读采访笔记,回想采访过的那些人物和事件,我反复思考这一路走来,自己离实情和真相究竟有多近?我的发现在哪里?我的角度在哪里?我的理解又在哪里?

这次有四点值得肯定。一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根本改变是史无前例的,这为农村未来的发展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干群关系的调整,即基层干部从命令向服务的转变,将有深远的意义。三是绝对贫困确实得到了遏制。四是人的精神面貌总体上是昂扬的。

在这次十分有限的采访和深入生活的全过程中,我接触到的人,不论是奋进者还是帮扶者,不论是贫困户还是一般户,他们脸上大都有一种昂扬的、喜气的底色。重庆有一首民歌叫《太阳出来喜洋洋》:“太阳出来啰,喜洋洋啊啷啰,挑起扁担上山岗。手里拿把开山斧,不怕虎豹和豺狼。太阳出来啰,喜洋洋啊啷啰,走过一山又一山。只要我们多勤快,不愁吃来不愁穿。”这是上世纪50年代收集到的民歌,是全国十大经典民歌之一。这首民歌虽然经过了收集者的整理改编,但基本精神是不变的,这就是一种“喜洋洋精神”。如果说此次我有什么独特的发现和理解,我想就是这个了。因而,我的整个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一主题下结构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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