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林白：重建内心，谈何容易

在作家林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里，《一个人的战争》最受外界关注，但她自己最看重的其实是《说吧，房间》。

林白近照

转眼间，长篇小说《说吧，房间》距离初版已有23年。今年1月，《说吧，房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纪念修订版。林白在后记中写道：“二十三年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巨变之中，但，究其本质，女性之生活终究无大变，女性求职总是更难，哺乳的奶汁仍然是血变成的，挤公交车的疲惫仍然会使乳汁分泌下降，奶水仍会变成汗水悬挂在额头，人工流产仍需面对锐利凛冽的器具，面对那些弯刃、钢尖、锯齿，那些刀刃之上的刀刃，寒光之中的寒光，这些仿佛变成刑具的手术器械，它使女性如惊弓之鸟。”

“从整体来说，我觉得《说吧，房间》里有更强烈的东西。就语言来说，其中有些片段是我自己比较得意，比较看重的。”近日，林白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说吧，房间》的价值，可能不应该由作者本人来说。我希望读者在阅读后承认女性的弱势地位，并为此改变。”

在这部作品及女性生活之外，林白也聊起了眼下的生活。虽身处北京，但与武汉这座城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她很难快乐。

“最近每天都在写诗，到4月6日这一天已经写到55首了。写诗的状态，爆炸性来临。这是前所未有的状态。通过写诗，我的精神地貌正在重建，我好像对以前的一切都没有兴趣了。”林白如是说。

今年1月，《说吧，房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纪念修订版。

写《说吧，房间》，有自己下岗的触动

《说吧，房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女编辑多米被报社解聘后，离开北京去深圳找工作，与女友南红住在一起。南红向多米叙说她闯荡深圳的曲折经历，而多米则在倾听中不断地回忆自己支离破碎的生活与事业。多米在深圳找工作未果，又重返北京。

不少人会把《说吧，房间》和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放在一起谈论。但林白表示，《说吧，房间》跟伍尔夫没有关系。“当时写这部小说，有自己下岗的触动。 ‘房间’只是一个私人的空间。”

1996年，林白下岗，四处求职，接连碰壁。她感到害怕、抗拒，想要逃离，她写下“求职的过程是一个人变成老鼠的过程”。

“这么说吧，《说吧，房间》中，多米肯定有相当一部分跟我血肉相连。”

这样的坦率其实是“危险”的——在林白的小说世界里，读者本就极其容易地把作者、小说叙述者、小说主人公混在一起。

“对于这种危险，我向来置之不理。”林白说，“写作本就是一件奋不顾身的事情。”

《说吧，房间》 首刊于1997年《花城》杂志第二期。当时因为《一个人的战争》，林白已置身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潮流，被贴上了“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

“那是双刃剑吧。”林白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应说，一方面，自己可以被辨识、被传播，但同时也被狭窄了。

“我承认，我的作品里有女性主义写作的因素。《说吧，房间》里女性主义写作的因素就很多。但还要看具体的作品，比如《万物花开》这部长篇里几乎就没有女性主义的东西。”

在1997年的“九十年代女性小说四人谈”中，林白说：“我不是为了表现两性差距而写作，也不是为了表现对男性社会的反抗而写作，准确地说，不是为某种主义写作。我的写作是从一个女性个体生命的感官、心灵出发，写个人对于世界的感受，寻找与世界的对话。”

这番话过去了23年，时至今日，依然成立。

片段式讲述中，发出“躯体的声音”

文学评论家南帆曾写道，在《说吧，房间》里，失业就是一块锐利无比的大石头砸碎了玻璃制造的胸膛，母爱就是手指背在女儿柔软的牙龈触及尖尖的牙齿，求职的尴尬就是在某个部门的负责人面前将自己的身体和内心变成蜂窝状的物质，产后乘坐公共汽车就是让汽油味、铁的气味从乳房张开的毛孔之中进入身体，命运的现身就是来自地板和天花板的类似于窃窃私语的噪音，人工流产就是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用身体的姿势服从一个粗暴的指令：把两腿叉开……

南帆称：“《说吧，房间》不是一个习以为常的通俗故事，它引出了一个新的声音——躯体的声音。”

“这个评价是对的。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经受的要远超于男性，或者可以说，女性身体丧失尊严的时刻要远多于男性。”林白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这种躯体的声音和感觉，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可能不多，它们是被遮蔽的。它们也并非从虚空中来，而是有实感经验的。”

而在写法上，《说吧，房间》是片段式的，这类作品在林白的作品中占比颇大。她说过，《说吧，房间》如果不是片段式的，她将会没有写作的热情：“一个离婚下岗的女性，生活、情感、工作、婚姻，一切都已经破碎，而一个光滑完美的叙事离现实是多么遥远。”

读者可以看到，南红和多米的故事交替重叠，一个做着虚无之梦颠沛流离，一个在安于本分里头破血流。南红的泪是多米的泪，南红的血也是多米的血，谁也说不清她们之中谁可谓“过得更好一点”。

“两个人都有原型，理解成一人两体也可以。”林白说，“就文本而言，两个人的重叠和交替，肯定是有意义的。但对于所有意义，作家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就像人类，人类其实是很笨的，在混沌之中，非常不清晰。很多事在当时也分不出好坏，当时觉得是不好的，过去几年后发现是好的，有时候又相反。很多事情的意义，只有天才知道，或者说只有神才知道。这样看来，我是神秘论者。”

她表示：“我的作品很多。多年的阅读之后，我想不适合的读者已经退却了，剩下的就是愿意沉浸在这些片段中的读者。我愿意和这样的读者共度时光。”

对于“女人到了三十岁”，她依然给不了答案

发表《说吧，房间》时，林白39岁。如今她的女儿也快到三十的年纪了。

有关三十岁，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文字：“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女人到了这个年龄，干什么都晚了，一切未知的事情全都有了答案，嫁一个男人，生一个孩子，一切就定型了。本来是一汪水，流来流去，任何一个点都可能发光，定型就意味着被装入了容器，各种形状各异的瓶子，不管什么样的瓶子，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永远不能流动了，直到在里头发臭变干。除非瓶子破了或倒了。可是，水如何能撑破瓶子呢？”

“嫁一个男人，生一个孩子，一切就定型了。”类似的说法在近年关注女性生存困境的文学作品中多有出现，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坡道上的家》。林白知道这些书，不过都没看过。

如果把今天的社会环境与自己当年的进行比较，她感觉女性的生存境况并没有更友好，似乎还更难了。“比如求职。以前是国家分配，现在找工作多难啊，很多工作不愿意招女性。现在还开放二胎，女性要怀孕，要生产，要哺乳，还要兼顾工作和家庭，真的太难了。”

偶尔，她也会和女儿聊起爱情、婚姻、家庭、工作。“主要是听她聊，我给不出什么建议。她结不结婚，要不要小孩，都无所谓，我不劝。”林白说，“孩子很成熟，比我有生活智慧。”

在小说里，多米在求职的失败中发问：“我希望有人能够告诉我，一个人近中年，离了婚，被解聘的女人，怎么在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同时变得强大起来？”

对这个问题，小说到最后也没有给出答案。

23年后的林白同样不能。她说：“ ‘给答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没有鼓舞读者的信心，是我愧疚的。我自己的答案就是要重建内心。但重建内心，谈何容易。”

通过写诗，重建精神地貌

如今林白住在北京，生活还算规律。她每天写诗，写完一首诗就做点家务，也会打打太极，在午饭后半小时小睡一会。

每天的微信都是要看的。她在武汉大学上了四年本科，后来又在武汉市文联工作了十年，前后加起来十四年。她说，在武汉有她的朋友同学同事，在湖北浠水有《妇女闲聊录》里的木珍，班上邓同学的亲人是中南医院消化内科护士，后来去增援雷神山医院。她每天在大学群、同事群，听到的都是最直接的消息，每天都不能冷静。

她本是一个喜欢回望的人，但现在，无论是《说吧，房间》还是《一个人的战争》，无论是在她个人写作史上意义重大的《妇女闲聊录》还是在她看来最复杂、最具有阅读价值的《北去来辞》，她都决定要“抛在脑后”了。今年《十月》杂志第二期开了“新女性写作专辑”，集中推出了包括她在内的13位女性作家的新作。即便是对于写于去年十二月的诗，林白也不满意了。

因为眼下、此刻，她有新的写诗冲动。

这段时间，她基本早起写诗，接近午饭时修改，也一直延续着手写的习惯。最初的创作与反复的修改都落在空白本子上，等定稿了再打进电脑里。不过在微博和朋友圈，她还是喜欢直接发手写页的照片，上面有些潦草与凌乱，但痕迹本身也是记忆。

在写诗之外，林白对柴米油盐与草木自然依然有爱。她说：“日常生活还是很有价值的，有审美价值。”

“如果要描述我最近的状态，就用这首诗吧。”

这首诗叫《苹果》，写于今年3月20日，是林白近期最喜欢、最满意的一首。

写于今年3月20日的《苹果》，是林白近期最喜欢、最满意的一首诗。

书桌上的苹果是最后一只

我从未与一只苹果如此厮守过

从一月底到二月

再到三月二十日。

稀薄的芬芳安抚了我

某种缩塌我也完全明白

在时远时近的距离中

你斑斓的拳头张开

我就会看见诗——

那棕色的核。

我心无旁骛奔赴你的颜色

嫩黄、姜黄与橘黄

你的汁液包藏万物

而我激烈地越过自身。

我超现实地想到了塞尚

他的苹果与果盘

那些色彩的响度

与暗哑的答言

我不可避免地要想到

里尔克关于塞尚的通信

你的内部已震动，

兀自升腾又跌落，

要极其切近事实是何等不易。

（注：末尾三行来自里尔克）

在《说吧，房间》修订版后记中，林白曾说：“无论女性生活的变与不变，那些生命中的焦虑、惶恐、疼痛、碎裂等等，都还是需要文学的，而文学也是需要它们的。”

这句话用来解释她此刻的心境，也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