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汪曾祺的价值在于用自己的方式重建个人与时代联系

今年3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的百年诞辰。4月17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应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之邀，在线上作了题为《汪曾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讲。

演讲从汪曾祺写于70岁生日时的一首诗说起。这首诗叫《七十书怀出律不改》：“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师。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

其中“不开风气不为师”源自龚自珍的诗，原句是“但开风气不为师”。

有关这句诗，汪曾祺自己曾说：“近四五年，有人说我是这个那个流派的‘始作俑者’，这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来没有想到提倡什么，我绝无‘来吾导乎先路也’的气魄，我只是‘悄没声地’自己写一点东西而已。有一些青年作家受了我的影响，甚至有人有意地学我，这情况我是知道的。我要诚恳地对这些青年作家说：不要这样。”

“这话也表明到1990年，汪曾祺在文坛的地位非常高。”罗岗称，在研究者眼里，汪曾祺可谓又开风气又为师，不仅在1980年代开了新的风气，还影响了后面的一批作家。

罗岗线上做了题为《汪曾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讲

“往回看”，“往后看”

有关汪曾祺的文学史定位，评论界有两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一篇是黄子平的《汪曾祺的意义》，一篇是李陀的《意象的激流》。

黄子平在文章里写道：“汪曾祺的旧稿重写和旧梦重温，却把一个久被冷落的传统——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带到 ‘新时期文学’的面前。”

“这里‘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主要是讲以西南联大文学为代表的比较偏向于现代主义的文学传统，不是左翼文学传统。”罗岗称，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文学传统的影响下创作作品，沈从文是他写作课的老师，《受戒》源于一篇题为《庙与僧》的小说，那篇小说也写于1940年代。

而李陀在《意象的激流》说：“说他（编者注：指汪曾祺）是这一群体的先行者，一头相当偶然地飞在雁群之前的头雁。这是有点奇怪，有点不寻常，因为这只头雁是个老头儿，当年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听过闻一多的课，平日好书，好书，好花木，好与各样的怪人闲谈，还是个真正的艺术家，绝不像一个先锋人物。”

“《意象的激流》这篇文章讨论的主体其实不是汪曾祺，而是以马原、余华、格非为代表的‘新潮小说’的那批作家。那批作家受到了谁的影响？李陀的回答是汪曾祺。”

在罗岗的总结中，黄子平对汪曾祺的文学史定位是“往回看”，即汪曾祺与之前的文学史有什么联系。而李陀对汪曾祺的文学史定位是“往后看”，即汪曾祺为后来的文学带来了什么。

“黄子平与李陀认为，汪曾祺为中国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东西。这样的定位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是1980年代新的文学史观确立的结果。无论是黄子平还是李陀，他们都先确立了一套新的文学史观，然后根据这套文学史观来确定汪曾祺的文学史地位。这一套新的文学史观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新的文学史观，新的文学理解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写道：“作为‘文学史观’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

“他们三位之所以会提出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去取代‘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划分，表面上看是文学史观的更迭，背后更深刻的更迭其实是现代化史观逐渐取代革命史观。也就是说，一套以现代化史观作为历史元叙述的文学史观逐渐确立起来了。”

罗岗表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也是一套新的文学理解。“曾经，革命文学史观对于文学的理解是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服务，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律的，是被文学之外的因素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决定的。而现代化文学史观特别强调文学是自律，所谓文学是自律性的，就是强调文学应该回到文学本身，围绕语言、形式、技巧等‘内部因素’展开探索。因此，文学怎样才能回到自身的，这变成了1980年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对汪曾祺的理解恰恰是以一种重新勾连文学传统的方式回应了这个问题”。

“但是，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套文学史观对文学史的解释遇到了问题，怎么办？”罗岗说，这套文学史观因为急于“告别革命”，对左翼文学直至“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文学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并不能完全涵盖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所有文学现象。

更有趣的是，1985年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距离20世纪的结束还有15年。当时的人们大概没有想到1990年代文学也随着时代的巨变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它同样不再完全以“纯文学”面貌出现，文学自律论显然既不能主导也不能解释1990年代文学了。

既然人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套文学史观开始产生了某种怀疑，那么，亦会试图对汪曾祺重新进行文学史定位。

1940年如何通向1980年？

假如要对汪曾祺重新进行文学史定位，罗岗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对汪曾祺而言，1940年是如何通向1980年？

“事实上，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这几十年对汪曾祺不是毫无影响，反而影响很大。”他举例，汪曾祺得到老师沈从文的高度赞扬，并不是在1980年代写出了《受戒》，反而是在1960年代创作样板戏的时候。

汪曾祺与沈从文

比如沈从文在与程应鏐的信中，既感慨又骄傲地提到：“一个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还不知道他会写小说（而且比老舍还写得好得多），幸而转到京剧团，改写《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会写文章……我可惜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

1972年，沈从文又在复张宗和的信中写到：“改写《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还记得他。在这里已算得是一把手。可没有人明白，这只比较得用的手，原来是从如何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很少人懂得他的笔是由于会叙事而取得进展的。”

“《沙家浜》看上去是样板戏，但沈从文从却看到了‘背后实际上有一套叙事能力’，这大概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史眼光吧。”罗岗又举例，1980年代有很多“伤痕叙述”，但据汪曾祺的子女回忆，汪曾祺虽然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坝上劳动，却很少倾诉这种受到压制的痛苦，反倒经常觉得“很兴奋”，还会不停地向家人“汇报劳动成绩”。

汪曾祺本人在1980年代末回顾人生时也说过：“从一九五八到六二年，我是 ‘一放到底’……整整四年间，我和农民一块吃，一块劳动……这我才理解到中国的农民，理解了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自有传统，自有尊严的……真不是一般知识分子可以随便七嘴八舌的乱说。”

由此，罗岗认为汪曾祺的创作受到了1950年代至1970年代文艺创作和文化经验的很大影响，“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

用自己的方式重建个人与时代的联系

除了回答“对汪曾祺而言，1940年如何通向1980年”，罗岗还重点分析了汪曾祺与1980年代的具体关系。

“1980年，汪曾祺重新开始写作。当时文坛流行的文学思潮，我们知道有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等等。如果仔细观察汪曾祺的创作，会发现他也创作过一些与当时文学潮流比较紧密的作品。比如《黄油烙饼》，虽然带有张家口的地方特色，但整体上比较接近于伤痕文学。”

不过，确立汪曾祺文坛地位的，还是《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这几篇代表作。它们显然“不入”当时文学的“潮流”，这也是后来的研究者将他与之前的“40年代新文学传统”和之后“85新潮”的联系起来的原因。然而，这几部作品真的那么超脱于它们所处的时代吗？

“他的文学是一种不一样的文学。”罗岗说，《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故事本身似乎和1980年代没有关系，讲的是民国时期的故事。“不过，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都知道研究作品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故事的时代。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汪曾祺是怎样用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他和时代的关系。”

在他看来，汪曾祺对这一点也是有自觉的。小说集《晚饭花集》收入了汪曾祺1981年下半年至1983年下半年所写的短篇小说。在自序中，汪曾祺提及这一集里的小说和《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有不同：

《晚饭花集》

“从思想情绪上说，前一‘集’（编者注：指《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更明朗欢快一些。那一集小说明显地受了三中全会的间接影响。三中全会一开，全国人民思想解放，情绪活跃，我的一些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的调子是很轻快的。现在到了扎扎实实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了，现在是为经济的全面起飞作准备的阶段，人们都由欢欣鼓舞转向深思。我也不例外，小说的内容渐趋沉著。如果说前一集的小说较多抒情性，这一集则较多哲理性。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我这个人并不脱离政治。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必须先论世，然后可以知人。离开了大的政治社会背景来分析作家个人的思想，是说不清楚的。我想，这是唯物主义的方法。当然，说不同，只是相对而言。如果把这一集的小说编入上一集，或把上一集的编入这一集，皆无不可。大体上，这两集都可以说是一个不乏热情，还算善良的中国作家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的记录。”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和《晚饭花集》中的作品代表了汪曾祺在1980年代的想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相当自觉地指出，他的作品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罗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时代。某种程度上，《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是看似与“改革”无关的创作。如果读者今天要重新阅读这些作品，必须把它们有意识地放到“讲述故事”的时代中去。

通过文本细读，罗岗还指出《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通过书写“小有产者”的理想以及这种理想的脆弱以及遭遇的困境，表达了汪曾祺特有的对“改革时代”的赞美和忧思。

“汪曾祺是一个和自己的时代有着密切联系的作家，只不过他的联系和以往作家的那种直接回应是不一样的。他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当然和他在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人生经历有关。他是一个有独创性的作家，我们不能故意把他和他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割断，似乎汪曾祺是‘天外飞仙’，经过了多少年的‘空白’，忽然在1980年代冒出来了，这样的说法显然不合理。”

罗岗说：“汪曾祺的价值在于，他和时代建立起的联系不是那种直接的联系，而是始终用自己的方式重建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今天如何在文学史的意义上，重新理解和把握这样一种方式，恐怕是对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