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嘉福：在指间完成时光对话的修书人

青年赵嘉福正在细心修复古籍。

赵嘉福率弟子镌刻大夏大学“迁校碑”。

在培训班上，赵嘉福演示传拓技术。

在客厅工作台，赵嘉福通过敲打，将“复旦精神——于右任”镌刻在石材上。 本报记者 付鑫鑫 摄

赵嘉福小心翼翼地修复古籍。

修复前后的盛宣怀档案对比。 （除署名外，均受访者供图）

在业内，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被称为古籍。古籍、书画、碑帖的修复装裱，自古就是一门手工技艺。

意大利修复大师布兰迪曾说：“所谓修复，是为了维持某件物品物质性上的无欠缺性、为保证其文化价值的保全、保护而实施、处理的行为。”

在中国古代，古籍修复以师带徒的方式代代相传；今天，古籍修复师被誉为“缝补旧时光的人”“与时光对话的人”。

赵嘉福，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人才，1961年进入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书画修复装裱、碑刻传拓60年，主持重大文献修复和拓片制作项目，先后修复大批国家一、二级古籍文献；退休后，担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培训导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重庆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传习所导师。

赵嘉福博采南北两派之长，以“博雅”闻名，堪称一代“国手”。“博”指他技术全面：古籍修复、书画装裱、镌石刻字、碑帖传拓、碑帖装裱，五项全能。“雅”指他技术风神俊逸，无论手法还是作品，都兼具艺术气与学者气。然而，对于外界声名，他却谦逊地说：“什么事情，你坚持个几十年不停琢磨，最后自然会出成绩。”

江南丝竹乐声熏陶出来的“好苗子”

“叮当，叮当，叮当……”金属碰撞的脆响，声声入耳。

采访时，年近八旬的赵嘉福一边演示石刻“复旦精神——于右任”，一边讲解，“私印十分考究，印章上的字体、笔锋因人而异：有的人不相熟，刻章最好中规中矩、完完整整；有的人懂行，刻章就可以根据主人的性格气度来。你看，‘于右任’这个印章，‘于’字虽然少了半边，但‘任’字顶天立地，颇具先贤风骨，大气谦和，不拘小节。”

小小石刻，寥寥七字加一方印，竟藏着许多学问。若这学问放在六七十年前，对喜欢江南丝竹的赵嘉福来说，好像八竿子打不着。

1944年，赵嘉福出生在上海徐家汇老街，后迁居淮海路茂名路一带。幼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繁华，但他见过国泰电影院门口的外国人、锦江饭店大花园的钢琴、淮海公园的读书沙龙……并且习以为常。调皮的时候，他还会和酒店的印度门童飙英语。不过，相较之下，他更偏爱传统文化，听邻里说书、讲浦东故事，以及弄堂口响起的《春江花月夜》。

因为喜好音乐，读书以后，赵嘉福加入学生乐队，当起二胡手；读初中时，正赶上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民族乐团到学校挑“好苗子”。两个学校都相中了他，不过，上海音乐学院是招生，要交学费，校方还建议他改行拉小提琴；上海民族乐团招的是2年制学员，不用交学费，免费提供伙食，还发补贴。

家中有7个兄弟姐妹，懂事的赵嘉福自然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当机立断加入上海民族乐团，继续拉二胡。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后，上海民族乐团压缩编制。赵嘉福想了想，如果调剂到别的院团，去杂技团做伴奏，二胡手作用不大，于是决定改行。改行有两个选择，“一是去上海博物馆当讲解员，但我普通话讲得不好；二是到上海图书馆，帮别人借书还书理书，应该没啥问题。”

1961年，赵嘉福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馆长是图书馆学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

“顾老是苏州人，讲话轻声细语，儒雅中正，修养很好。当时，上图没电扇，但夏天再怎么热，顾老都不穿汗衫。”赵嘉福满心敬重地回忆道，顾老特别重视古籍修复，遇到难得一见的善本，每每亲自过问。“顾老说，我们既然要学古籍修复，先得补足文化课。怎么补？下班后，业余时间上夜校。现在，我的高中毕业证书还收着哩！”

同时，顾廷龙又请藏书家、版本鉴定家潘景郑，藏书家、古典目录学家瞿凤起，轮流给年轻人上课，每周半天讲古汉语。

从《古文观止》《中华活页文选》开始，到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名篇倒背如流，十几岁的赵嘉福一开始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古汉语、背文言文，“有意思的是，潘先生他们读古文，像唱歌一样好听，有调门。我们学起来，也很感兴趣。”

此外，顾老还安排年轻人练字。怎么练？每天上班前一小时，在单位练。

“那我应该练什么体？”赵嘉福问。

顾老则回答说，没有硬性规定，自己喜欢哪种就挑哪种。

赵嘉福练了一阵褚遂良的楷书，也练过柳公权的柳体，但没有恒心。“书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自己练，进步很小，而且不够明显。”

顾老看赵嘉福没心思写字，语重心长地与之谈话：“我让人教你们古汉语，是希望你们学会断句、看得懂文言文。要你们学写字，不是为了当书法家，而是为了看出字里行间的笔法走势。不管是正楷、草书、隶书，还是小篆，你们练多了就会知道它哪些地方用了怎样的力道，起笔、收笔如何，这些对石刻、碑帖传拓大有裨益。若非如此，最多是个匠工，字刻完了，却无法理解书法艺术。”

顾老一番话对赵嘉福来说，犹如醍醐灌顶。时至今日，不出门在家，赵嘉福几十年如一日，仍坚持练字。

看病讲究对症下药，“医书”亦然

在古籍修复组工作，赵嘉福接触最多的是刻石、拓碑、装裱名家黄怀觉先生。“我跟黄先生学习，是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过去，师傅刻碑讲话不多，一是旧社会的习惯，师傅怕学徒偷技术、抢饭碗；二是师傅他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黄先生以前讲，他在苏州当学徒，最初不让做活，而是从打杂、干家务开始。熬到可以学了，也全凭自己观察、琢磨、练习。你问，这么做是为什么呀？师傅会说，什么为什么？！就是这样做的……”

在上图，黄师傅带徒弟先给两把刻刀，赵嘉福要学磨刀。一开始磨得不好，师傅也不说，直接丢一边，需得再磨；如若磨得不错，师傅上手用了，那就可以进入下一步。看师傅刻字，赵嘉福站旁边打下手、递工具，然后自己练习，反复模仿、揣摩师傅的手法、刻碑的节奏，甚至声音。“到最后关着门，我在里面刻碑，外边人听声音、节奏都跟师傅一样。这就算可以了。”

1964年，中央图博文物局面向古籍修复人才开培训班，赵嘉福因缘际会，跟随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张士达先生学习了两年。

张先生被称为“一代国手，古书郎中”。他的个人经历与黄怀觉类似，先在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当学徒，后独立门户。“张先生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是老朋友，他平日走街串巷去收古物，收到好东西给赵万里，有点破损的就自己修，然后放在店里卖。1956年，公私合营，赵万里把张士达请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北京图书馆最好的书都是张先生修的。”赵嘉福说。

古籍修复师，说到底是“书医”，“看病讲究对症下药，医书亦然”。旧书历经岁月的打磨，有毛边，但也不必把它修得整整齐齐；古代遗留的书画多有黄斑，这可能是氧化、保存不当造成的，传统手法用清水或碱，再或者草酸都可以将其洗净，甚至可以漂白如新，但这样势必会对纸张造成伤害，特别是碱和草酸，所以，有没有必要把它做得这么漂亮呢？“我个人认为，修书讲究修旧如旧，能不碰就不碰。与其旧书变新，不如纸张做旧，补在内页破损处，让古籍变完整，不受二次侵害最佳。”

刻碑，用什么石材很重要。论效果，青石最好；论难度，花岗岩最难。传统碑刻多是就地取材，以沉积岩为主，此类石材硬度相对低、容易凿刻，刻出来的书法效果好，只是易风化。“刻刀用力讲究45度角，但具体倾斜多少，也是因人而异，看个人手法拿捏。”

黄怀远退休后，学有所成的赵嘉福独当一面。他不仅参与抢救“山西赵城藏经卷”修复，装裱大量盛宣怀尺牍，而且为上海地区文物保护单位刻制许多碑刻、名人墨迹，包括《徐光启传》《上海豫园》、顾延龙书《西园记》、浦东《世纪大道》题字、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丹心碧血为人民》纪念碑、龙华寺赵朴初书《重修龙华寺碑》等等，数不胜数。

“我们那辈人接受的教育是‘干一行，爱一行’。”赵嘉福感慨，“你问我，有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好像没有。工作就是兴趣，兴趣就是工作，早年，我自己琢磨的东西还挺多。比如说，修书的时候，我也喜欢看书，印象最深的是《西厢记》，张生跳墙就很好玩，故事情节现在也记得；为了学篆刻，我不光练书法，还看了大量印谱、拓本，从临摹印稿学起；为了修画，我也自学画画，你看，墙上右边这幅画就是我自己画的……”说完，他还随手指了指客厅东墙上的锦鲤荷花图，构图简洁，落落大方。

给学生“表演魔术”的“领路人”

数据显示，我国现存汉文古籍有20万个品种、约50万个版本、超过3000万册件（若含民国线装书可达到5000万册件），20多个语种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超过50万册件。破损古籍约占全部的1/3，修复任务极为艰巨。

2014年11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并设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组建由赵嘉福先生领衔的古籍修复团队。每周四下午，他都会到复旦光华楼上课。课前，他会提前一两小时抵达学校，等着给学生“开小灶”。

“说到底，古籍修复、书画装裱、碑帖传拓比较枯燥，一坐就是半天，但只要学生愿学，我还是很喜欢讲，要让孩子们对这些传统技艺保持新鲜感。”赵嘉福觉得，自己有点像“魔术师”，又有点像满足孩童心愿的“圣诞老人”，“学生们说，赵老师，你给我们写几个字，那我就给他们写字；有人想要看刻图章，我就给他们刻个图章……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激发他们的兴趣，希望将来有更多人加入这行。”

当然，作为一个从业60年的“国手”，赵嘉福也看出了目前古籍修复师培养方面的些许问题。比如，如何正确看待修书的价值。“不能说，修了清朝版本的书，就肯定比修民国版本的书厉害多少，因为修书看的是书本身的损毁，而不是出品时间。这就好比，去医院看病，看的是病症，而非以年龄作为唯一判断标准。”

其次，古籍修复也是一门综合性学问。“复旦现在不仅有图书馆、博物馆专业的学生来学古籍修复，还有古汉语、外语专业的，甚至，也有化学、生物等专业的……这是一个好的改变，毕竟，我们倡导利用现代科技来修复古籍。”赵嘉福解释说，以前看纸张、鉴定版本，单凭肉眼、手感；现在，有了各种仪器，别说纸张年代，就连化学成分都能分析出来。“但是，我们也希望，专业划分不要过细，如果学的是古籍修复，你同样也要知晓古籍编目是怎么回事，能懂石刻、碑拓、书法技艺自然更好。不要只当专才，还要成为通才！”

古籍修复，讲究火候、分寸、手感，理论陈述很难清晰表达这些触感体验，只能依赖大量实践。“现在，招生的起点都是本科生，但分数高的学生不一定动手能力强；动手能力强的，他也不一定就分数高。学了几年古籍修复以后，有的学生可能动手能力不错，但你说，回头让他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好像我们这行的收入也没那么高。”赵嘉福略带遗憾地说。

还有，从专业角度看，人们对待古籍修复的理念也在不断演变。“在我国，唐代书画色彩浓艳；自宋以降，中国人转而欣赏素净清雅。加上南北地域条件不同，古籍修复手法日益成熟的同时也有了彼此差异。”赵嘉福举例道，上海地区湿度大，用的宣纸很薄，修好书画以后，会让纸品慢慢晾干；北京不同，天干物燥，用太薄的宣纸容易发脆爆裂，因此，在北方修书多用厚宣纸，装裱也得把浆糊打得重些，否则粘不住。换做南方，用料太厚，折痕过重，就不够秀气，少了江南韵味。“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在辽宁传习所、重庆传习所，我也会根据当地条件不同，给出不同的修复建议。”

今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赵嘉福很久没出差了。在外面讲课，他偶尔会公开展示碑刻传拓技能。“假如做坏了只是浪费一张宣纸，但如果现场修复重要古籍、装裱重要字画，我一般不干。为什么？因为修复古籍步骤很多，对时间要求很高，容不得拖延、讲解，一旦有所闪失，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须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操作才行。”赵嘉福常常告诫学生，古籍修复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能动手，容不得“万一”，尤其是“接笔”。

接笔，指笔划相接处的写法，所谓“斗笋接缝”。作为一项综合技能，接笔对书法、绘画乃至染纸、调墨等要求都非常高。“‘接笔’必须传承下去！举个例子，一幅唐代仕女图，鸭蛋脸、肉手，你看见她脸上一根线条因为岁月侵蚀断了一截，要不要接笔？当然要接！不接就很难看，但简单一笔，你得接得以假乱真。如果技术不够呢？那只好暂时别修，先保存，等有把握了再来动它。”

2019年，赵嘉福主讲古籍修复；今年，他开的课程则是碑帖相关，“正式开学前，我都是在家上网课、录视频。用手机拍，有点抖，这不，前几天还买了小型三脚架，比老伴手持稳多了，可以一直拍，拍完了发给助手，他会弄。”赵嘉福聊起了他的日常，紫砂壶刻了十几把，还学会了自制砚台，“我这人从小就喜欢学习新东西，活到老、学到老嘛！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学生们多学，不光是古籍修复、书画装裱、镌石刻字，还要学碑帖传拓、装裱，技多不压身！”

记者讨教，学这么多，有什么诀窍？赵嘉福坦诚地说：“做事先做人，尤其干这行，得静心低调、与世无争。”

环顾赵家客厅，沙发边的书柜里摆满了石刻和紫砂壶，餐桌大半被各色书籍纸卷占去，紧挨餐桌的工作台小巧别致，架着一盏简陋的台灯。趴在工作台上刻字，赵嘉福穿的是起球的法兰绒格子衬衫，坐的是20厘米见方的木板凳，周围空余“叮当”的脆响，让人有种恍若置身安宁古寺的错觉……或许，正是这种对外在物质生活的“无欲无求”，方才成就了赵嘉福今天的博雅之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