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以来,乡土书写一直占据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事实上,随着中国乡村的不断变迁与发展,乡土书写虽也随之变迁发展,但一直有其深厚的土壤和资源。那么,面对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新的境遇,文学该如何反应?当下乡土书写面临的两个困境,即乡土经验表达的趋同化和乡土书写价值的同质性,作家们又该如何突围?
书写乡土,抑或是书写城市,追根究底是在书写一种生活,书写人如何处理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周荣池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平原》即是如此,他以自己成长的村庄南角墩为背景,描绘了里下河平原的风土人情和世俗生活。在近日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评论家费振钟表示,周荣池对故土的书写并未停留于怀旧式、恋物式的文字记录,他在试图重建一个人与过往世界的真实关系。“这本书真正具有文学价值或精神价值的是:第一,回答了个人所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第二,回答了生活是什么;第三,记录并让我们知道人是以什么样的方法来生活的。对作家而言,所要写的就是你生活着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正因为记录的是真切的生活,周荣池笔下的生活并不都是温馨、朴实的,如评论家张堂会所言,周荣池是里下河平原的文化记忆垂钓者,但他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反馈。“《一个人的平原》直面历史的苦难和困境,把乡土礼俗的人文面纱剥开之后,看到了在贫穷饥饿的底色之下,里下河平原如何演绎出生命力,含有对生命的救赎之感。”这也是评论家王晖认为作品中主体情感是“爱恨交织”的矛盾感情的原因,“周荣池对于家乡的改变及某些发展趋向的反思和认识,是比较理性的,因为情感矛盾,促使他没有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旁观者角度,而是带着深深的切肤之痛。”
在评论家陆建华看来,周荣池写作的可贵之处是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贴近,他是真正扎根于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家。评论家沈杏培认为,这恰恰构成了《一个人的平原》的文本张力,“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视角,贴近又反思的双重情感,都构成了文本张力。”
无疑,当下乡土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赋予乡土书写许多新的课题。如评论家汪政所言,“如果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说,应该肯定村庄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但与之对应的村庄写作的价值理性则需要重新思考,比如人文的没落、人情的淡漠等等。”他把乡村写作分为“在乡式写作”“离乡式写作”“返乡式写作”,他认为周荣池是比较典型的“在乡式写作”,这一写作的困难主要在于它是“熟人社会的写作”,有道德、伦理、乡情等诸多限制,所以会欲言又止,需要写作者有巨大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平原》提供的是一个矛盾的、犹豫的、迟疑的、左顾右盼的纠结者的形象,这样一种形象恰恰是非常可贵的。”
实际上,当下的乡土书写很多时候是一种离乡式的书写,在评论家李丹看来,当下乡土写作新的情况是,“不管是不是仍处在一个地方上,作为创作者几乎已经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故乡已经变成飞地、变成记忆,那么,在记忆和飞地上如何进行写作,就成为了社会转型阶段所有写作者共同面对的问题。”
评论家何平认为,在记忆和飞地上写作可能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表演式的乡愁”,“写作者以一种旧式文人的腔调书写乡村过去的事情,是‘乡村的奇观化’,所衍生的情感也是一种表演式的乡愁,这似乎也成为一种流行的乡村书写。《一个人的平原》里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从‘河流’起,至“生死”、“回乡”终,它不是九篇散文的合集,结构的安排都有其用意,它的内里存在一个思想脉络,这恰恰让它规避了所谓的‘表演式乡愁’。”
这或许也是评论家吴俊认为当下乡土写作面临困境的一个原因。他表示,当下乡土书写面临两个困境,一是经验表达的趋同化,一是乡土书写价值的同质性,“一个相对成熟的乡土书写者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突破乡土书写的瓶颈问题。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开创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主流之后,沈从文也写乡土文学,但从写作风格到价值判断都确立了个人特色。乡土写作者必须和现当代文学中作为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乡土文学进行搏斗,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位置。”
他提出的问题正是当下写作者力图解决的。周荣池自陈,在写作中他秉持着打破的心态,希冀自己不断去改变和突破,保持克制和自省来对待自己的写作。乡土书写者们无疑认识到这种困境,然而如何突破、如何寻找乡土文学新的未来,仍需不断反思。
研讨会由江苏省作协和扬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扬州大学运河文艺创作研究院、扬州市文联、高邮市委宣传部承办。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吴瑾,扬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广春,扬州市文联主席仲衍书,高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高邮市文联主席赵德清、副主席徐霞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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