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王安忆：同时代人的知识友谊

2019年，王安忆的《成长初始革命年》出版，这是“视野丛书”的第一本。今年，该丛书的第二本，黄子平的《文本及其不满》正式与大家见面。

视野丛书

黄子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知名批评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同龄人，他亲历当代文学的诞生、发展与转型，但又因自身经历游离于边缘位置，书写出不同于正史的个体记忆。

《文本及其不满》从“文”与“评”出发，汇编黄子平近四十年文章精华，将他批评中“疏阔幽默”的文学性和散文里“笔露机警”的批判性结合起来，在“彷徨于无地”的地上，找寻批评家“批评的位置”。

黄子平《文本及其不满》

本书转借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书名，从带着个体生命体验的海南插队岁月到北京大学的学生生涯，为读者先行勾勒黄子平个人肖像；进而借他独特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视野，编排他在海内外的不同时间发表的评论、讲演、访谈。从鲁迅、张爱玲、赵树理到汪曾祺、王安忆、黄春明，黄子平在“一本正经的学术散文”与“随意闲谈的知性散文”中间找到最舒适又营养的叙述语言，为读者展现出另类阅读中国与中国文学的方式。

作为“视野丛书”的最新力作，《文本及其不满》与去年出版的王安忆的《成长初始革命年》都谈及“同时代人”的话题，构成了“批评家”与“小说家”之间同时代人的相互应答。

黄子平

作为批评家的黄子平提出，对同时代的批评家而言，他跟作家、作品站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分享“对未来的无知”，不像古代文学的学者，可以依赖所谓“后见之明”。同时，他以阿甘本的观点为基础，展开谈论了成为“同时代人”的三个条件：既密切地镶嵌在时代中又不断背叛时代的人；紧紧凝视时代、感知时代的晦暗而不是光明的人；关注时代的断裂、不断援引过去的人。体现了文学批评家的思维与位置。

王安忆

作为小说家王安忆则提出，作家永远都在跟踪着变化中不变的永恒性质，执着于建立一个文学传统，囊括于这个传统的人属于同时代人。如同她面对萧军时，分明感受到在经历一个历史，一个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可供成长、可供继承，这个传统是判断的标准。

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和《在同一时代之中》两篇文章里，可以提取出黄子平与王安忆关于同时代人相通又各具特色的观点。将黄子平批评家的视野与王安忆小说家的视野并置，仿佛构建了一个文化客厅，走进来做客，可以看见知识友谊的两端，正在沙龙里“无限交谈”。

作为同时代人，他们之间可能一辈子也见不了几次面，彼此之间以写作和阅读的方式，无限交谈，构建文学共通体。

黄子平《文学批评和文学史》：

对我来说，“同时代人”这个概念最初应该来自俄罗斯的“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老温，温儒敏老师提到过，如今考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出“别车杜”这题，答得上来的同学极少。我们那时候除了《马恩列斯论文艺》，“别车杜”是不多的可读到的文论了。历史上，某些时代，天才人物一个两个孤零零地出现，荷戟彷徨；某些时代，天才人物雨后蘑菇似的，成批冒出来，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拉美的文学爆炸时期。这时候讨论任何一个大作家都得扯上他的“同时代人”。你现在还能不断读到像《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陀氏和他的同时代人》这样的大部头著作。

我对这个概念感兴趣，多少是它在“时空”上的两重性：既是“介入”的又是“超越”的。先说“超越”，按我们当时的叙述框架，鲁迅和周作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即使是哥俩亲兄弟也不行，他们分属先进和反动不同的阵营；而“同时代人” 就超越了这一限定，提供了一个超越的视野。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不可能不谈周作人。“介入”呢，对批评家，或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而言，他跟作家、作品站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分享“对未来的无知”，不像古代文学的学者，可以依赖所谓“后见之明”。这是一种冒险， 也是一种承担。当然这个概念还折射了那个年代的自我意识，总觉得此时此刻，我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 也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倒下”。八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下， “同时代人”构成了某种集体无意识。顾城写过只有两句的《一代人》，舒婷写过《致我的同代人》，没人觉得这种大言不惭的表述有多么愚妄。

顾城《一代人》

时过境迁，八十年代之后，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就有点儿变味了。还是哪次专访里提到过，有一年在上海，被一位七〇后作家问到，为什么不写当代作品的评论了。他所谓的“当代作品”，即七〇后八〇后的作品。我沉思良久，回想自己九十年代以后，确实主要的精力都去研究“革命历史小说”了，充其量写点鲁迅、张爱玲，对同时代人的阅读也就到格非、苏童为止。反省的结果是，七〇后八〇后作家，不再是我的同时代人了。但奇怪的是年轻一代的诗歌一直都能触动我。这个概念就成了我抗拒某些与我格格不入的作品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激励，激励年轻一代批评家进行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搏斗”的写作。

进一步的反省就发现我自我辩护的同时把这个概念狭窄化了，狭窄到了“同年龄人”，即如今不假思索地到处套用的“七〇后八〇后”标签，“代”的时间单位缩减固化为公元日历的“十年”。从前给作家划“代”是看他们出道的时间。我举过一个很切身的例子，梁左是我们北大文学七七级的同学，跟我住同一个宿舍（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喜剧作家），他母亲谌容（成名作《人到中年》）跟我们班另一位同学陈建功同属于八十年代的“北京作家群”。跟着梁左同学，建功应该叫谌容“阿姨”对吧？可他们是同期出道的，就大大咧咧直接称呼“谌容”。如今呢，就只看出生证明书（香港叫“出生纸”），代际交替全看年代标记的嬗替。后来我读到意大利学者阿甘本的一篇文章，《何谓同时代人》，也有译作《何谓当代人》，给我启发很大。

阿甘本

他讨论的重点是人和他的时代的关系，何种关系可以把人看作“当代人”，即“同—时代—人”。第一点， 所谓同时代人，或者当代人，他是尼采的那个概念— 不合时宜的人。同时代人，当代人，一方面他是如此密切地镶嵌在时代之中；另一方面他又是不合时宜、格格不入的人，他跟时代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他既属于这个时代，但是又要不断地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这种人才能叫作同时代人。如果你紧贴着时代，顺应着时代，不假思索地以出生纸证明自己的当代性，那就错了。他是不合时宜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阿甘本说，不合时宜是什么意思呢，他跟自己的时代有一种奇特的关系，这种关系依附于时代同时又跟它保持距离， 这种跟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者时代的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所以，那些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都顺应着时代的人，并非当代人，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没法审视时代—用我比较爱用的粗俗的话来讲—他们紧贴着时代的大屁股，根本看不清时代。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阿甘本指出来，当代人是什么呢？当代人是紧紧地凝视自己时代的人，是感知时代的黑暗、感知时代的晦暗而不是光明的人。“他将这种黑暗视为与己相关之物，视为永远吸引自己的某种事物。与任何光相比，黑暗更是直接而异乎寻常地指向他的某种事物。当代人是那些双眸被源自他们生活时代的黑暗光束吸引的人。”所有那些经历过当代性的人，深知所有的时代都是晦暗的，都是黑暗的、暗淡的，所以当代人是那些知道如何观察这种暗淡的人。他用很文学的话说：这些人用笔像蘸墨水一样蘸着这一时代的晦暗来书写。但同时，他又把这些黑暗看成跟光有关系的，他把它叫作黑暗的光束。他用了天文学的比喻，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看到了很多星光，但是整个大背景是黑暗的，而这些黑暗之光是由那些不断地远离我们的那些星系发出来的。

但是，到底什么是时代的晦暗？它是时代之光的对立面吗？对阿甘本来说，晦暗和光密切相关。晦暗并不意味着绝望的深渊。相反，晦暗也是一种光， 它是试图抵达我们但从未抵达我们的光。时代的晦暗深处，还是有光在临近，即便是遥遥无期的临近。感知和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或许就是当代人。做一个当代人， 就是要调动自己的全部敏锐去感知，感知时代的黑暗， 感知那些无法感知到的光，也就是说，感知那些注定要错过的光，感知注定要被黑暗所吞噬的光。所以，感知这个时代的黑暗之光，也是只能感知，而这些暗淡的光永远不能抵达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凝视它。

《文本及其不满》北京活动现场，左起为黄子平、钱理群

第三点，他指出来时代的一种断裂（我们都记得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时代脱节了……），就是说，当代人，他是有意地去关注这个时代的断裂，甚至有意地去制造这种时代的断裂，由于这种时代的断裂，使你可以把你的古代，或者你的晚近的古代，带到这个时代的断裂里头去。古代和当代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距离，但是“在最近和晚近时代中感知到古老的标志和印记的人， 才可能是当代的”。一个当代人不仅要在空间上拉开他和自己的时代的距离，他还要在时间上不断地援引过去：“当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领会那注定无法抵达之光的人，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他能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且根据某种必要性来‘引证它’，这种必要性无论如何都不是来自他的意志，而是来自他不得不做出回应的某种紧迫性。”

......

所以，什么叫当代人，批评家跟时代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首先给我一个非常严重的警惕—这些人不再读小说了、不再关注当代作品，他已经不是一个当代人了，还想拿出生纸来蒙混过关。

王安忆《在同一时代之中》：

看起来，人和事还是在变化，而且变化很快，可作家不是永远都在跟踪着变化中不变的，我们称之为“永恒”的性质！那一个晚上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常常会有人说：我是读你们的书长大的。这话一方面让人感慨时间过去很快，都有人看着我们的书长大了，另一方面呢，又觉得事情并不应该如此，因为传统并不是在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形成的，它不只是一本或者几本书，而是一脉思想，“读着长大”的应该是更久长深远的作家和书，比如曹雪芹、比如托尔斯泰、比如鲁迅，那也是我们正在读着并且成长着的。事实上，我们和你们，是在同一个时代，呼吸着同一个天空下的空气，经历着同一个历史，用当年的总导演张辛欣的说法，就是“在同一地平线上”，创造着同一种传统。

《文本及其不满》上海活动现场，左起为吴亮、黄子平、王安忆

那一年的青创会，在我个人还发生一桩重要的事件，那就是与萧军先生见面。在一个晚宴之前，有人领我去见萧军先生，在场的还有骆宾基老师。重要的不是和老师们说了话，又得了他的签名本，而是面前的人，是和萧红共同生活，互相参与命运的人，是亲耳聆听过鲁迅的教诲，扶过先生的灵柩的人，是五四新文学发轫的亲历者，我们今天所写作的小说，自然有中国小说的影响，但更是得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是他们，将中国小说从《海上花》《目睹二十年之现状》《何典》等，对现实的沉溺中引领到人生和理想的严肃面对。和萧军先生面对面，分明是在经历着一个历史，隐藏在日常生活后面，却提升着日常道德原则的历史。

今天，不仅是萧军先生，骆宾基先生，连同辈人史铁生也成故人——史铁生，在那个文学晚会上也没有到场，他觉得坐着轮椅上台也许挺有舞台效果，但这样的戏剧性，不合乎他的，也是文学的本意，所以只是播放了事先的一段录音，他的话我还记得，意思是历史承担了责任，路还是要我们自己走，八十年代正是一个批判和反思的年代，他提出了自己的责任。史铁生走了，还有路遥、邹志安、王小波、陆星儿、赵长天……我们这一代的人都进了天国，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传统，所以，千万不要再说“读你们的书长大”的话，我们的书并不足以使你们长大，再有二三十年过去，回头看，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总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还要依凭于价值，我们还没有向时间攫取更高的价值来提供你们继承，所以，还是和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进步，让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青年能真正读我们的书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