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专业户”方旭我这十年全飙在这一件事儿上

方旭

老舍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茶馆》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著名戏剧导演、演员方旭，用十年时间将老舍先生的六部作品搬上戏剧舞台，部部皆成口碑戏，被广大剧迷称为“老舍专业户”。

方旭第一次以独角戏的方式把《我这一辈子》搬上舞台，演了66场。随后上演的《离婚》《猫城记》《二马》《老舍赶集》，好评不断。去年岁末，他将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牛天赐传》首度搬上舞台，成为年度高人气话剧。方旭直言一个是原著内容好，一个确实是“天赐”。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在老舍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能以此剧向先生致敬。

方旭说，阅读老舍先生的作品，让他对生活中的很多事引起思考，不断完成自我教育。6月6日，方旭导演走进“青睐”云课堂，讲述十年戏剧之路与老舍先生的缘分，其间真情流露，令人动容。视频分享结束后“青睐”会员反响热烈，没想到次日上午，方旭返场加课，再次用原汁原味的老北京话畅“读”老舍先生，带领大家重温文学大师的艺术人生。

误打误撞来的《我这一辈子》

1966年，方旭出生在北京，打小跟着姥姥在四合院里长大。本期“云课堂”以视频方式进行，一开场他便亲切地笑说，“我演戏，是半路出家。”他上大学最初学的理工专业，毕业后因为喜欢表演又返回头考进中戏导演系。他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台半导体，每天中午，都会守着点听《小喇叭》节目，是曹灿讲的《高玉宝的故事》。到了晚上，一大院子十来户的人都在院儿里乘凉，也是他“登台表演”的时候，把中午听的故事讲给大家。耳朵里听着曹灿，打小也就存了当演员的念头。

方旭第一次接触老舍先生的作品，是在2007年中国话剧百年经典回顾的活动上。他跟史可演了《骆驼祥子》的一个小片段。那次偶然又短暂的接触，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那些人物、环境是多么熟悉！他觉着似乎与之神交已久。

2011年，方旭自编自导自演的独角戏《我这一辈子》，在第二届南锣鼓巷戏剧节上脱颖而出，被公认是他结缘老舍的开端。他却打趣说是误打误撞来的，“我非常崇敬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石挥先生，他自导自演的《我这一辈子》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作为晚辈，我发自内心地想以这种方式向老舍先生、石挥先生致敬。当时话剧形式的独角戏国内很少，我就下意识问了一句：你们觉得《我这一辈子》行吗？大家伙一听，‘哎呦，这靠谱。’后来各种机缘巧合，就大着胆子做了这么一件事儿。”

方旭特别感念的是，因为跟斯琴高娃老师拍电视剧《无字碑歌》在一起待了六个月，后来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从《我这一辈子》开始，斯琴高娃老师就非常热情地帮忙跟老舍先生的家人“打招呼”。在后来的创作中，“大姐也给了我很多很实际的帮助”。

独角戏《我这一辈子》公演后的场景历历在目，几乎每场都是满座，吸引了大批圈内人。舒乙老师、舒济老师也到现场观看，当即给予肯定，舒乙老师还题写了剧名，这在当时给了方旭极大的鼓励。提起往事他很动容，“因为生在四合院所以迷恋京味儿，因为学习戏剧所以热爱舞台，是老舍先生的文字把我的迷恋和热爱连接在一起。”

老一辈人身上，有我们根本够不着的东西

在方旭心中，中国老舍研究会老会长关纪新先生花了很多心血写成的《老舍评传》，是非常精彩的一本专著。还有舒乙老师写的几个版本的《我的父亲老舍》，他都爱不释手，一读再读，觉得解渴。

方旭坦言，做完《我这一辈子》正在战战兢兢的时候，“舒乙老师就往后指路了，然后被舒济老师拽着做了《猫城记》，又演了大导（林兆华）的《老舍五则》。”经过这三部戏的洗礼，他找到了感觉和方向。关纪新老师告诉他，“《离婚》是老舍先生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语意中所含的托付与希望，令他再琢磨《离婚》时为之一振。

十年戏剧路，方旭颇为感慨，“这个事要钱钱没有，要名名也没有。一定要热爱，否则还别说十年，三年就跑了。”他向大家分享了一段鲜少讲述的经历，“我中间差点做不下去了，应该是2015年，因为种种原因，按理说只能退票取消演出。当时确实挺绝望的，我想反正这事坚持这么多年了，不行我就画个句号。已经做好退票的准备，没想到舒乙老师、舒济老师打来电话说你到家里来一趟。见了面二位老师跟我说：这事情我们知道了，你所有的演出我们包了。哎呦，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说到这儿，视频屏幕前他直接红了眼圈，“那个夏天的那几场戏，全都是满座儿。我不坚持做下去，也对不住二位老人。”

这么多年，方旭直言和老舍先生的家人处得很亲近，家人般的关照更为他增添了力量。他记得很清楚，《二马》投资没有着落的时候，舒济老师送给他一本39年前出版的《老舍论剧》，给他打气。一个月后，合作顺利达成。每年舒济老师都会让女儿给方旭送来一盒丹柿小院的柿子，每当他剧本写不下去的时候，“哎呦，这柿子就在边儿上啊，是老舍先生种下的啊！吃人的嘴短，吃了就得往下写呀。”

斯琴高娃老师曾说“方旭也是跟老舍续了缘了，剪不掉了”。舒济老师也风趣地总结过：方旭用一个人演绎了《我这一辈子》，两个人演绎了《离婚》，三个人的《猫城记》，五个人的《二马》，六个人的《老舍赶集》。这些话，他都放在心里并深怀敬畏，“老一辈人身上，有我们根本够不着的东西。”

在不断改编剧本中，对老舍先生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

很多剧迷说，方旭排戏是通过老舍先生的文字在和老舍先生对话。他坦言在不断的改编剧本中，对老舍先生的理解也在不断地加深。在他看来，老舍先生真的是一位先生，是用小说这种形式，希望大家通过阅读来完成自我觉醒。“老舍先生其实一直呕心沥血地在做教育这件事，来提高整个民族的整体素质。”

每次确定改一部小说之前，方旭会反复折腾很久，他认为读老舍先生的作品要关照当下，一定要找到这部作品和今天、和观众之间的关系。“要清楚和今天的观众聊什么，能引起台上台下对于生活中的某些点、某些内容的共同反思。”

每改编一部戏，方旭坦言最难的是从老舍先生的文学作品中找出和当下相通的点。他在改《二马》时曾经特别纠结：原著中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矛盾非常激烈。但读完之后再一想就觉得用这个点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老舍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坐了一个多月的船漂洋过海到英国，那时最顶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程度，绝对让老舍先生感到震惊。到了今天已经不是这样了，出国变得很普遍。那么跟今天的观众聊什么？反复读原著后他发现：“书里写到那时中国人因为穷被看不起、被妖魔化，时间过去了八九十年，这个问题到今天还很尴尬，很多人出国行为不检也被歧视。在物质层面上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在其他方面是不是有遗憾和缺失？我觉得这就值得反思。这也是《二马》更有意思、更有价值的东西。”

在跟老舍先生“接触”的十年间，方旭能明显感受到老舍先生单纯、直接的性格。他笑着举例，比如说大家很难想到这么一位文学大家怎么给自己孩子起名字的：老大是女儿在济南生的，就叫舒济。老二是儿子行二，按中国的甲乙丙丁的数目排列就叫舒乙。“从老舍先生给孩子起名字上就表露出他的那种直接和感性，那种很纯粹的心性。”

方旭也能感受到老舍先生的作品当中有很多个人经历的影子，“比如短篇小说《微神》里边藏着老舍先生的初恋，如果和《正红旗下》两篇作品勾连着读，就知道他的初恋是谁，非常有意思。”他进一步说明，老舍先生笔下的很多人物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生活中确有其人，“比如《我这一辈子》里的老警察是他一个远房亲戚，《离婚》里的张大哥是他的一个邻居，这跟他那种直接、感性的心性很统一，是一脉相承的。”

老舍先生笔下出人物，你看了以后就是过目不忘

方旭直言想了解一个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去读他的传记。老舍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就是关于他的自传体小说，从出生到整个青少年时期的生活，都能从中得到清晰的了解。“但遗憾的是小说没有写完，如果能完成，那真是一部非常精彩的鸿篇巨制。”

大家都喜欢老舍先生幽默的文风，实际上从老舍先生的内心世界来说，他是一个充满悲苦的人。老舍先生的家庭，幼年的生活环境对他有着一生的影响。除了个人，旗人命运、满汉文化融合等等这些都反射到老舍先生身上。“清王朝灭亡以后整个旗人的社会地位极低，很多人都隐藏身份过日子。老舍先生的这种悲苦是讲不出来的，但在他的作品里有很多痕迹都可以看到。”

方旭说他在改编长篇小说《二马》时，从文字里很清晰地能感觉到老马就应该是个老北京，但是为什么小说里写老马是广东人，而且辛亥革命以后，老马还专门有个名片，上面说自己是中山人。“老舍先生其实是把当时那个社会环境勾连到小说里了，因此这个人物的身份他就没有提关于老北京这件事。”

老舍先生为什么写很多底层人物？首先他的生活环境，他前后左右看到的就是这些人。此外就是清王朝灭亡后，几乎所有的旗人都没有好日子过。老舍先生的父亲就是一个守城的兵，靠吃粮饷，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战乱中。他认识的很多男性都变成他笔下的人物，《我这一辈子》里边的臭脚巡，《骆驼祥子》里边拉车的，他们纯靠卖苦力生存。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像《月牙儿》里边的母女，最后就被迫卖淫。“大家知道旗人多要脸面啊，因为生活所迫走了这一步，老舍先生在《月牙儿》里表达了他对旗人的这种心理上的痛。”

很多人说老舍先生的作品充满了悲悯的气质，方旭认为这确实跟他整个的生活经历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老舍先生自己也讲，他想写的东西就是让人“笑中带泪”。方旭特别推崇老舍先生的书写风格，“他不是以讲故事见长，基本上是夹叙夹议的一个写作方式。但是老舍先生笔下出人物，他的人物你看了以后就是过目不忘。”

老太太一下子提醒了我，是不是真该把牛天赐做出来了！

方旭觉得戏剧是剧场的邂逅，是真诚的交流。他最欣慰的是这么多年靠着戏本身黏住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二马》演了三年，大家都还在。”去年5月，《二马》二场没黑反而火爆升级，现场热度超乎想象。台下观众感染着台上的演员，每当这时，他真是感动。

方旭回忆，2017年巡演《二马》，2018年做了《老舍赶集》，反响都不错。可舒济老师一直有个遗憾，《牛天赐传》没被任何人碰过，包括影视剧。“大家就说能不能再续上，老太太也说，这一下就提醒了我，是不是真该把《牛天赐》做出来了！”

方旭对《牛天赐传》百看不厌，那是老舍先生在济南写的，他的个人风格表现得非常极致。更难得的是，“在老舍先生的长篇大部头里，涉及孩子成长的题材并不多，尤其是以京味儿这个氛围、基调写的，就只有《牛天赐传》。”

细细一想，从刚一落生到十七八岁，怎么在台上展现他成长里的东西？方旭直头疼，甚至舒济老师都觉得这个题材搬不上台，认为自己跟方旭提这个事也挺难为他的。方旭没言声儿，回去琢磨了两天，又去见舒济老师，“您要让我写意地虚着来，我就能给搬上台。”

有意思的是，排戏中间舒济老师把两个闺女派到现场，两个闺女告诉他，“其实老太太一直在家里念叨给方旭挖了个坑，太难了这个事儿。”直到首演那天两人看完了戏回去跟老太太汇报，老太太才算放了心。方旭也如释重负，“我非常喜欢《牛天赐传》，赶上老舍先生诞辰120周年，再加上老太太85岁了一直有这么个心愿，我就尽我所能去试试看。”

弄一戏就仨字儿：对得住

方旭坦言《牛天赐传》的改编是他最艰难的一次，“改别的本子，至少没有对着电脑两三天写不出一个字的，但这次真出现了。”一开始落不了笔是真的，“小说是全知视角，然后老舍先生的叙事相对来说没有议论部分精彩，但是议论部分又没法转成人物的台词，这不是要命吗？”

一旦卡壳了他就返回去读原著，边琢磨边找感觉，“牛天赐没有伴儿，在原著里这孩子就整天对着一墙角说话”，这种孤独的感觉方旭太熟悉了，“这种事儿我小时候也干过呀，我最喜欢钻姥姥家八仙桌底下的面缸，在里头待着。”

突然有一天他一拍大腿，觉得要不然就让牛天赐对着门墩说话，把门墩弄成一人得了！大家都兴奋了，这个戏有门了。

再憋不出来的时候，大家也都去捋原著。 “洗三、抓周这些都得大场面，还有他的梦境，得有想象，得有气氛。”就像捅活了门墩一样，突然有一天不定是什么东西来个灵感，从那一捅，就有戏了。柳暗花明，终归到岸。从2018年10月开始动笔，到2019年3月，五个半月，改了好几稿，总算完成。

方旭回忆建组后的第一件事，是圈着所有演员围读了两遍原著。将近10万字，读一遍下来一天多的时间，他觉得这个功夫必须得花。围读原著后他又圈着演员做了一轮生活讲述，引导他们在一个开放式的状态下相互诉说童年经历。演员们过后回过神来，都很吃惊，“太奇怪了，我喝醉了才说的话，居然就讲了，而且还讲得痛哭流涕。”方旭心里有底，“这都依托于原著，因为在围读原著过程当中演员已经被打动了，你一带他就进来，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举动。”

方旭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戏剧和中国的戏曲要融合，才能做出有本土特色的东西。他觉得假定性是戏剧“最可人疼”的一个属性，“同是一桌二椅，演什么戏它就是什么，它可以是金銮殿，它也可以是路边一茶摊儿。戏曲靠表演反过来界定空间，是很独到的舞台表达。”

方旭有明确的自主意识：用比较简约、写意的方式做戏。也因此，观众不会看到他的戏在台上搭房子盖院子，“如果你的表达可以激发观众的想象，相互之间会有一种愉悦感。”突破从《离婚》开始，他用两个男演员在三个角色之间推磨，最后把整个故事讲完，舒乙老师看完说那是“最神奇的一次改编”。

方旭做戏不愿意“呜呜泱泱的”台上弄好几十人，他喜欢一个人在里边“像猴子似的能变脸”，《牛天赐》最多时候一个演员在里边演七八个角色，换装，换头，一会儿男一会儿女。“他们玩得挺过瘾，观众看得也挺过瘾”。“洗三”的大蓝布，“抓周”的大红布，很写意的表达，很多观众记住了这两块布。《牛天赐》的领衔郭麒麟、门墩阎鹤祥让观众感到惊喜，全男班阵容更让观众看得过瘾，17位演员演绎68个角色，可男可女，可老可少，精彩纷呈。

观众喜欢《牛天赐》，可方旭总愿意回到原著，“成长的故事是最好和观众沟通的一个故事”，他更希望大家通过作品能感受到生命的苦、空和无常，“刘妈的死，纪妈儿子的死以及老牛妈的死没有过多铺垫，是希望人们在生活中茫然而不能自知时，学会通过了解身心从而透彻感知世界，学会生命的自觉之道”。

十年，方旭一步一个脚印走成了“老舍专业户”。他说，“戏比天大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戏比命大的事我干了不止一回。2016年在海淀剧院演《老舍五则》，我体内有出血，开场前虚脱，吃了八粒救心丸晃着上去演了整场，谢幕后直接送安贞医院急救，当时下了病危通知书。”大导林兆华曾说，“你小子就是为这事儿生的。”十年全飙在这一件事儿上，他自嘲“连滚带爬也就过来了”。

弄一出好戏，在方旭看来就仨字儿：对得住。对得住自己花的这点心血，对得住原著，对得住买票来看戏的观众。方旭最爱念叨一句话：我还是愿意活得傻一点。（文/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方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