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诞辰一百周年：“尊严”是柏杨的写作母题

“如果柏杨没有入狱，可能他还是会继续为报社写文章，还有诸多人情关系需要处理，人在社会上看上去好像选择很大，其实也有很大的局限，很多人情来往也都是消耗。入狱后柏杨没有了掌声喝彩，人生的追求也不同了，逼得他有时间和空间反省，恶劣的环境有时候也有作用。”——张香华

今年是作家柏杨诞辰100周年，果麦文化特别出版了柏杨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版《中国人史纲》并邀请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作序。澎湃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张香华女士与柏杨的多年友人徐荣昌。

1968年3月7日，柏杨因“大力水手事件”引起的政治风波正式被台湾当局逮捕入狱，开启了他长达九年零二十六天的冤狱生活，后来柏杨将这一天定为自己的生日。在囚禁于绿岛的日子里，本以写小说、杂文闻名的柏杨潜心阅读《二十四史》，写下八十万字的皇皇巨著《中国人史纲》。日后看来，这场意外降临的牢狱之灾以及呕心沥血而成的《中国人史纲》，也真正成为了柏杨人生的转折点，或者说，新的起点。

1995年柏杨夫妇重回监禁过柏杨的绿岛囚室外。

“有态度”的历史书

自1979年出版面世，四十余年间《中国人史纲》受到整个华语文化圈的欢迎。读者对《中国人史纲》的最直观评价往往是“好看”“阅读感佳”，这对通史类著作来说无疑是难得而特殊的评价，其原因不光在于柏杨在书中摒弃年号、皇帝谥号而改用公元纪年、直称君王姓名的写法，更在于这是一本以“人”为主角，以人性为主线的历史书。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凯评价为“柏杨是作家写史，重的是‘人’，关注的是历史环境下人何所为何所不为”。在书的第一章，柏杨写道“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生存空间——历史舞台，中国人亦然”，在这方位于亚洲东部的广阔舞台上，历史人物渐次登场，人性中的丰富面向则构成了他们的行动逻辑。

除了“好看”，读者也常常说，《中国人史纲》是一部“有态度”的历史。“态度”在于柏杨历史视野中的“中国人”不是帝王将相，而是天下苍生，芸芸百姓——所谓“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落实到文字中，就是柏杨对史实和历史人物极富情感倾向的评述。他写朱由检（明朝崇祯帝）即位当年北中国的蝗灾和旱灾：“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隐约地听到那些被遗弃在荒郊的孩子呼唤爸爸妈妈的哭声，也依稀地看到那些小身躯蹲下来拣吃粪便的背影。一个政府把人民陷入如此悲惨之境，实在是不能原谅的罪恶。”毫不掩饰其对皇权的批判，也毫不压抑对平民百姓的温情。

由此招来的“写历史不够客观”的质疑，柏杨早年在采访中回应：“有些人讲，你写历史的东西，不够客观，带有感情太多。那我就有个答复：面对着血流成河，面对着孤儿寡妇哀哀无告，面对着活活饿死的这些人，我不能够冷静。因为我关心这个历史，因为这是我的祖先的历史。我必须把握住感情，透过笔，透过这个事实，来使每一个读者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因为，我不是冷血，我有感动，我也希望读者你也能够有同样的感情。”

《中国人史纲》中有一个频繁出现的词：尊严——人的尊严，是柏杨以“人”为出发点著史，又最终回归的落脚点。1979年《中国人史纲》首次出版，1985年《丑陋的中国人》面世，十八年后（2003年）《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付梓。他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寻找“尊严”的源头与踪迹，也看到桎梏人性与智识的“酱缸文化”；而“酱缸”也成为他批判“丑陋的中国人”的立足点，他最终给出改变“丑陋”的答案：尊严——从某种程度上看，“尊严”成为柏杨人生转折点之后的写作母题，一个自我发问、思考与回答的解题过程。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将柏杨定位为“世俗平民知识分子”：“他对精英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来说是持嗤之以鼻的态度，他就是要做世俗的领袖，他是和老百姓、和平民、和普通人划等号的，恰恰在这个意义上他来批评。所以他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自省，是自我批判。”

柏杨用世纪纪年开创历史写作新流派

作为“矛盾统一体”的柏杨

除了《中国人史纲》，谈到柏杨，不得不提他的另一本代表作《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中国人》在整个华语文化圈中的影响和引发的讨论甚至可能超过《中国人史纲》，柏杨在其中对所谓中国传统的“酱缸文化”以及国民性的解剖和批判都更加冷峻犀利。

在不少读者的想象中，柏杨必是个“吞钢吐剑”极其“厉害”的人物。柏杨在生活中是怎样的一个人？

“人很多面，他有非常阳刚犀利的一面，如果不是那么强势，也不会被抓去坐牢，写《丑陋的中国人》，他就毫不留情地批判，爱憎分明。那时候在台湾，讲‘丑陋的中国人’也是禁词，但他就要讲，这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吧，不然的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柏杨经历了外国人的侵略时期，他非常爱自己的国家的，这点无可置喙。他也说‘丑陋的中国人’也包括他自己在内，”张香华女士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他们夫妻二人相处的过往，“在我们的相处中，他非常尊重我，对于我工作上的选择，他都给予支持。生活中很随意，对生活品质没有什么要求，简简单单地过就好。他还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大家以为吃过苦的人都是满腹牢骚、很消沉，但他完全不是，这么勤奋，这么热爱，对写作充满了喜悦。对朋友也是仗义疏财，他从狱中出来还到处帮忙，帮这个帮那个，我都没见过这样的人，我时常想，这样充满热情和生存欲望的人，上天如果不给他生路是没有道理的。”

柏杨出狱后，第一次和张香华女士约会，他就一边讲话喝茶，一边在改动、校对文章（即《中国人史纲》）。张香华当时很惊讶：“这个人怎么有这样三头六臂的本事。组建家庭后，发现他的生活就是这么个调子，极其勤奋。他被囚禁了那么长时间，他想要补偿回来，想从工作中补偿回来，我很理解。因为勤奋，他获得了想要的东西，他的书能够在读者中流传下去。失去的东西还能找回来，还能爬得更高，他是很感谢老天还能给他这样的回报。这个世上很多人遭受打击就一蹶不振了，也有很多人尽管付出很多却依然没有收获。我很为柏杨高兴，他虽然受了苦，却讲了自己想讲的话，几十年间华人读者、朋友满天下。我在旁边观察柏杨的一生，好像看到一个出发比人家晚，却终于达成追日目标的夸父。”

在陪伴了他三十年的夫人张香华眼中，柏杨是一位“复杂而统一”的人，一方面嫉恶如仇，作品中言辞犀利辛辣，另一方面在生活中待人又极热情真诚；这两种特质是对立统一的，对传统文化抑或国民性尖锐的批判背后恰恰是“爱之深责之切”。“问题是他们常问我爱不爱这个国家。”柏杨早年接受采访时坦言，“我说你这个不必问，没有一个人不爱他的国家，没有一个人不爱他的土地，没有一个人不爱孩子的。而是说你怎么爱。那你可以用你的那个方式来爱女儿，那我用另外一个方式。”

2000年柏杨夫妇摄于家中

与柏杨相知多年的友人徐荣昌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他们的初次相见：“我是柏杨先生多年的读者了，第一次读他的文章还是十几岁的时候。看他的评论、读他的书，给我们打开了更多看问题的视角，可以说是很多台湾年轻人的思想启蒙者也不为过。后来因为朋友托我为他设计书房，与柏杨先生有了现实中的接触。还记得第一次去见他，十分忐忑，带着崇敬和些许畏惧。没想到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爱说说笑笑的人，大家总是被他逗笑，笑过后又佩服他的睿智。”

“有一次我们和一位外国朋友吃饭，外国朋友带着一点优越感，夹枪带棒地说，‘吃饭可以看出每个民族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就是小格局，一圆桌十多个人说明中国人喜欢搞小圈圈，爱斗争。我们外国人长桌，一万个人就可以同桌吃饭。’柏杨先生马上笑说圆桌也可以无限加大，外国朋友反驳那你怎么夹菜，柏杨现实就说我们可以把筷子加长，外国朋友又说筷子加长怎么吃，柏杨说筷子可以互相夹给对方吃，恰恰很友爱啊。”

“像个英雄”是徐荣昌对柏杨的评价，“我们在外面受到不公平的事情，他就要帮我们出头，年纪那么大还是像个英雄，充满热情。读者们从文字中可以感受到他对苍生的热情，所以他写资治通鉴也说是庶民的资治通鉴。尽管因为批评制度，被囚禁入狱，但他依然在发声。”

柏杨想写的还没有完全写尽，过世前五六年，柏杨已经力不从心就此搁笔。徐荣昌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最后一次动笔，是得知大陆出版社准备出版漫画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他花了很久时间，写下了一句话“重回大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