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的文学世界：一个天性不够复杂的写作者

时下的荧屏里，各类选秀节目总是赚足年轻人关注。对80后乃至更年长的读者来说，“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是类似难以忘记的青春记忆。它发掘了一批颇有文学才华的年轻人，张悦然便是其中之一。

她14岁开始发表文章，最初以青春文学被大众所熟知，拿到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后，选择凭借不间断的创作，在文学圈站稳脚跟。

教书、写作、编杂志，她的生活始终没有远离文学。

一本“小说课”

最近，一本《顿悟的时刻》把张悦然带回读者的视线。这是她写给阅读者与创作者的“小说课”。

资料图：张悦然。北京磨铁图书供图

什么促使作家动笔写一篇小说？次要人物为何也要丰满……包括《都柏林人》等经典书与畅销书在内，她以另类视角对小说进行剖析。

聊到写作过程，张悦然觉得写《顿悟的时刻》比写小说总体上更愉快：有了相对稳定的观点，在书写中不太会动摇，“我写小说时总是很容易被新产生的想法吸引，这种诱惑很难抵御。”

“修改小说时会和我的作品拉开一定距离，尽可能客观审视，找出它在情节、人物等方面的不足。”张悦然并不会刻意在写作时使用技巧，“写作中，真正可以仰赖的还是作家的直觉。”

有人评价，《顿悟的时刻》是一本工具书。她把这当成是一种嘉赞，“其实这本书提供的只是一些建议，而且大多在审美的层面。对很多细心的读者来说，他们早已发现这些美，只是在书中获得某种确认和共鸣。”

“天性”不够复杂的写作者

喜欢文学的人，对张悦然名字很熟悉。她从14岁开始发表文章，写出《水仙已乘鲤鱼去》等一系列作品，在文学圈里稳扎稳打，还创办了纯文学杂志《鲤》。

故事性之外，她的小说擅长表现细微的感情。张悦然坦承，在自己早年的作品里，很多人物都具有偏执和极端的人格，强烈但不复杂，“这是由某种年轻时代的审美趣味造就的，同时也和我个人的天性有关。”

“我时常觉得自己的‘天性’不够复杂，甚至有点简单。这在生活中可能是福气，但对作家来说可能是个弱点。”她觉得，“这意味着如果我要成为更好的写作者，必须学着去认识和理解他人、不断去拓展心灵的边沿。”

张悦然新作《顿悟的时刻》。北京磨铁图书供图

《顿悟的时刻》里，有一章讲到亨利·詹姆斯的长篇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女主角伊丽莎白认知世界的外沿被黑暗所包覆，她的人生使命正是不断用自我学习，来拓展认识、照亮那层黑暗。

“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自己和伊丽莎白很像，即便我不写作，那也是我人生旅程的一种使命。”她如此描述道。

“作家”之外的另一个角色

写作之外，2012年，在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写作班的讲师后，教书也逐渐成为张悦然生活中一部分。多了一重身份，但并没远离文学。

“我的文学积累纯粹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从未上过任何写作课，甚至没上过文学课。可现在我要教别人，并且还要相信这种教授是有价值的。”有一阵子，她不太适应教师这个新角色。

同学们的表现慢慢打消了这种顾虑。她开了几门学校的公开课，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大多热爱阅读和写作，每次下课都追过来，想要继续交流。

“我想，我的课如果能使他们在阅读中发现更多有趣的事物、得到更多快乐，就感到很满足。”她很快把课堂变成宣讲文学的地方，谈小说、聊写作，凭借多年积攒的经验给出分析，努力想把文学带进一个纯粹的场域。

张悦然心里清楚，将来这些学生大多并不从事文学相关的工作，也有可能因为忙碌和身负生活的重压而逐渐远离文学，“我所做的事，就是尽可能让文学多留在他们生命里一段时间。”

资料图：张悦然携新书做客2016年南国书香节 黄卓贤 摄

“文学需要根基和底蕴，在他们的年纪，这些尚且是可能去建立的。”身为教师，她觉得那是自己的责任。

“做好自己的事情，确信它有价值”

教书、编杂志、写书……现在，张悦然习惯了在教师、杂志主编、作家三个身份中切换，日常生活被各种工作塞满，基本都跟文学有关。

在“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而成名后，张悦然一度被称为“美女作家”，出席各种活动。不过，她很快摒弃了类似头衔，回归到写作上来；日常举止低调，但竭力维持一份属于文学的宁静。

她不去介意以往的一些标签，“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不重要，而且那些看法也在变化。旧的标签失效了，可能还会有新的标签。做好自己的事情，确信它有价值就可以了。”

需要做好的事情是什么？其中之一，大概是实现与文学有关的梦想。如同她在长篇小说《誓鸟》后记中所写的那样，“是呓人，卖梦为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