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卫星》：用中国视角看世界，用西方文学传统写旅行

关键词：旅行文学 单向街 中亚文学

旅行作家是刘子超的一个标签，他也在豆瓣主页上称自己是“旅行的作家“。继聚焦中欧、印度、东南亚，发表《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两本游记之后，他把目光投向中亚。9年间，他数次前往中亚腹地，寻觅当地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今年6月，他汇聚起接近十载的积累，出版了新的旅行文学作品《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的旅程》。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的旅程》 刘子超 著，2020年7月，新经典·文汇出版社。

新书发布之际，他做客单向空间，与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罗新畅谈自己对于旅行和文学的热爱，回顾他们在中亚的见闻，也就旅行这一话题，强调了挖掘人物故事的必要，分享了他们认识世界的方法。

刘子超的经历总围绕着“写作”和“旅行”这两个关键词。记者出身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职于《南方人物周刊》和《GQ智族》，曾于2015年远赴牛津大学，在路透新闻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

离开牛津，刘子超成为全职的自由作家，一边旅行一边写作。2018年，他入围了单向街的“水手计划”。项目资助高质量的海外旅行写作，而他选择了再次前往中亚，进入帕米尔高原。多年的旅行经历给了他丰富的写作素材，他也获得“书店文学奖·年度旅行写作奖”、“豆瓣年度好书”等奖项。

谈及写作初衷，刘子超说自己想要认识中亚这个“最陌生的邻居”，努力呈现对这些国家“私人化的、带有文学性的描述”。

刘子超游历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重走了曾经的丝绸之路，在核爆场和无人区驰骋。但他选择更多地和普通人交谈，倾听他们暴富、流亡、迷失、困守的真实故事。

乌兹别克小巷中的男孩。

罗新对这部作品赞许有加，称其为“第一部高质量的原创中亚旅行文学作品”。他自己也对中亚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其中包括了他的学术意趣，罗新的专业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而研究中国古代民族自然就要了解中亚的游牧帝国，厘清中原人和中亚之间的关系。他曾数次抵达中亚做研究，关注着它复杂和动荡的历史。

但罗新坦言，他对中亚的兴趣更源于对中亚文学的热爱。他最初求学中文系，课程中很大一部分的阅读书目都是苏俄文学。此后他受张承志影响，开始读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关注与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有关的写作，对于文学的喜爱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亚的好奇。

《失落的卫星》活动现场。

旅行是一种方法，可以挖掘人的故事

谈及旅行文学，两人都非常喜欢身体力行，实地观察。在学生时代，罗新常常和同学一起到远方徒步。在《从大都到上都》的写作过程中，他甚至徒步从北京行走到内蒙古的“上都”。刘子超辞职以后，更是成为全职的旅行作家，在各地体验和记录。

不同于一般闲适的旅行，刘子超坦言旅行时会带着很强的目的性。旅行于他“更多的是一种方法”。他的旅行遵从着“新游牧”（Modern Nomad）的方式，沿途一直进行着“断舍离”，就像游牧民族从夏牧场迁徙到冬牧场，随身物品很少，只带上最重要的东西，物质的精简给了他精神的自由。

罗新更是认为旅行不重要，重要的是读旅行文学。他认为，凡是好的、成功的旅行文学都写了大量的人。而写人的目的是确认对方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并建立彼此间的联系。罗新将旅行文学的终极目的总结为“确认全世界的人都是人”。无论他们身处何地，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写作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去认识他们。这种对于远处的人的认识非常宝贵，无法由想象代劳，唯有旅行和写作的过程能让作者和读者了解他们，消除偏见，建立共情和联系。就像马克·吐温的名言“旅行是偏见的天敌”，在游历和阅读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发现故事中的人和我们一样——这是美好的、珍贵的过程。

这和刘子超的初衷不谋而合。他在出发之前就有强烈的愿望，希望“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找到有好故事的，能够跟我有效交流的人，我要把他们的故事呈现出来”。旅行的过程本身慢慢消退，而遇到的人浮现出来，成为主角。《失落的卫星》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当旅行文学呈现出异域的人心，便达到了最高的水平。

刘子超分享了几个在书中描写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当地人的生活状态，概括了民族的发展和命运，甚至成为了地域文化和历史的缩影。

一位吉尔吉斯斯坦的青年作家，告诉刘子超，现在的俄罗斯文学界不成气候，没有突出的作家，在俄罗斯发表作品没什么意义。即便他的母语是俄语，他仍然坚持使用英语写作，刚在美国的中亚期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他在美国期刊发表作品，并在文中塞进了移民题材下的各种政治正确元素，情节非常戏剧化。

“这样刻意的设置使他的作品失去了本土性，如果把其中的吉尔吉斯斯坦主人公换成任何一个美国底层的移民，故事依然成立。——这样的作品缺乏青年作家真实的创作欲望，只是迎合美国读者喜好的产物。”刘子超说。

刘子超看到了中亚作家所面临的困境。受困于匮乏的社会经济的人们没有消费文字的需求，写作也不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在吉尔吉斯斯坦，作家只能移民，或是使用外语写作。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是把自己的故事塞进他者的框架，最后都可能成为离散作家。

中国的旅行文学何时能追上西方？

罗新认为近年来国内旅行文学的发展不能脱离更多国人走出国门的大背景。中国旅行者开始探访世界，进行记录和创作，在网络发表在世界各地的游记，这对于中国的旅行文学而言，是大好形势。在这样水涨船高的时候，才会出现越来越好的旅行文学作品，刘子超的《失落的卫星》，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

相比各类网络短文，罗新认为《失落的卫星》这样系统的、高水平写作的旅行文学难得一见。刘子超也坦言，为了挖掘散布在中亚各地的故事，了解它复杂的面貌，9年里多次深入这块土地，花了很多精力。

2010年，刘子超站在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眼前是通往中亚的卡车队列，还有远方壮阔的天山。他想起了自己读过的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写的纪行，回忆起历史课上学过的撒马尔罕、河中地区、七河地区这些词。他想去这些想象已久的地域，一探究竟。

2011年秋天，他前往乌兹别克斯坦，遇到了大量不同族群的人，受到了强烈的文化震撼。回国以后，他想起笔写点感受，但是因为当时仍然对中亚缺乏认识，无法驾驭它背后宏大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写了一千字后便搁笔。

2016年，三十出头的刘子超刚从牛津回国，觉得整个社会有一些浮躁。和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他想找一些能够沉淀自我的事情。他想起了中亚这个题目，觉得它足够复杂和庞大，能够让他长时间地浸润其中。于是，他开始学习俄语和乌兹别克语，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反复前往中亚。九年磨一剑，完成了《失落的卫星》。

除去自身的兴趣和环境的契机，刘子超也把《失落的卫星》归功于历史的进程。他看到很多西方国家，在19和20世纪就开始用西方视角打量世界各地，写下大量旅行文学。相对而言，中国的作家最近才开始用中国的经验看待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失落的卫星》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使用中文书写中亚。罗新也谈到阅读作品时的惊喜，这是第一个以中亚为主题的国人作品，并非带着翻译腔的翻译。

不光是作品的语言，罗新也在《失落的卫星》中看到了中国人第一次沿用西方优秀的旅行文学写作传统。他评价刘子超的旅行记与普通的游客视角不同，是真正的旅行者视角。刘子超没有走马观花地一览景点，回来就开始表达，写成常见的游记文章。他深入到大街小巷，跟当地人接触，这是西方旅行文学非常优秀的传统。

罗新认为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优秀作家跟上来，使用造访街巷、挖掘故事的写作方式。他相信中国的旅行文学很快就能追上西方的水平。

这不仅仅是国人自吹自擂，实际上，刘子超的作品已经受到了国际关注。书中的乌兹别克篇章入围了“全球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获评“特别关注作品”。这个奖项由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担任顾问，评委来自《纽约客》等国际知名媒体。

谈及吸引这么多国际关注的原因，刘子超说，中国人性格比较内敛，尽管面对其他国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一直以来不愿清楚地表达出来。西方的作家非常好奇中国人的视角，想要知道我们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所以当一个中国作家写了中亚的故事，他们非常关注，好奇我们怎么看待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罗新也建议当代中国作家能放眼世界，比如很多中国人去了非洲，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作家书写关于非洲的旅行文学。

“卫星的轨道很难由自己决定”

回到书籍本身，《失落的卫星》讨论的是中亚前途不明的暧昧状态，它徘徊于全球化的边缘，困于大国之间。虽然苏联历史过去已久，但依然保留于这些国家，与当地文化产生冲突。而当世界都在关注东西方的对立时，中亚仿佛被忽视了。

“卫星的轨道很难由自己决定，它总是被周围更大的行星所左右。”刘子超说，他想在书中探讨的就是这种迷茫的状态。

就中亚自身而言，俄语的影响和地区文化的对抗使中亚进入了矛盾的状态。

当地人也向刘子超印证了这样的矛盾状态。如果在中亚说俄语，虽然生活不成问题，但还是会受到一种软性的歧视和区隔。比如，倘若要在乌兹别克斯坦经商，联系一些政府机关的资源渠道，不说乌兹别克语是非常困难的。

罗新则谈论了中亚学术研究中，俄语没落带来的问题。俄语是中亚近代的惯用语言，承载着中亚七十年来的学术积累。但是，近期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地位急剧上升，各国都在尝试摆脱俄语的影响，产生了历史的割裂和断层。在很多国家，文化方面的领头人迅速地转向了能流利使用英语、接受英语学术训练的学者。在语言的转换中，尽管学者把俄语资料翻译成英语，但还是一定程度地摒弃了以往的研究积累。使用英语研究中亚可能带来一种片面的认知，失去了原先的历史积淀。

罗新认为我们认识世界很容易是二元的，只关注了东方和西方，忽略了中东和中亚等广大的地带。回顾历史，罗新把对中亚的忽视和大航海时代联系起来。丝绸之路在15世纪左右衰落，这个时间和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的时间一致，明朝中期也不再关注中亚了。

而等到近代，由于历史传统已经形成，中亚依然没有被纳入到国家利益范围内考虑。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时，看的是遥远的西欧，二战后看的是美国。就算是邻居，我们也关注着日本，其他地区也就被忽视了。

刘子超曾在一席的演讲中提到，“不管是否愿意，我们一直被这种潮流裹挟着前进”。于中亚而言，它在时代发展和大国抗衡的潮流中前进。而联系当下，我们也在疫情和世界局势的潮流中“裹挟着前进”。

面对我们现在身处的社会，罗新认为人们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未知。和年轻人一样，罗新这一代人也未曾体验过“对未来的判断突然变得模糊”的经历。他觉得自己现在没有把握明天将发生什么，而且这种模糊是伴随着随时会有危险的可能。

“但我们是无法为此做准备的，这样的事情无法防备，并且糟糕的事情可能不止是发生在我们这里，而是在很多地方。”罗新说。

刘子超感受到了一样的迷茫和未知。这半年来，他明显感觉到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推背感。“一切仿佛都在重置，这个世界的秩序在重置“。但刘子超对这种变化又非常坦然，他觉得对于写作者而言，现在是“重新校准自己坐标的时刻”。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决定先通过阅读，重新调整自己看世界的角度，平静地接受变化。

罗新也认为这种时代的不稳定，也许是一个机会，让人们不再以从前的心态来面对历史和当下，以新的角度来看待世界。

如今，刘子超仍然维持着和他书中人物的联系。写这本书时，他30出头，等到他60岁时，他想要再走一样的路，再去跟相同的人聊，看看这些人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的国家又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