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写作发展到今天,已经远远突破了最初的文本局限,颠覆了很多人固有的散文概念。它与非虚构等其他体裁有哪些联系和区别?它能用虚构的手法表现吗?它的厚度、深度该怎么深掘?作为散文创作者,如何用自己的文字去开拓内容和表现方式?8月8日下午,广东省5位有为文学奖“九江龙”散文金奖获得者——林渊液、王熙远、丁燕、塞壬、王国华,在宝安区图书馆报告厅,以“当代散文的跨文体写作”为题,展开交流。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深圳市宝安区图书馆、宝安日报社联合举办。
林渊液
林渊液:写作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精神突围
“写作是一场精神表演,与娱乐表演有着某些共通之处。在作家群体当中,有人倾向于技法,有人倾向于本色。本色派与散文文体无疑地更为契合。”林渊液说,这也是她认为的,精神性是散文主体性的缘故,当然,这个精神性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
写作者写到一定程度,大都面临着突破创作瓶颈的问题,但对于林渊液来说,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它直接回到了一个人的精神危机。从某个角度来讲,写作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精神突围。她跟大家分享了两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精神危机,那都是创作生涯中重要的转捩。八年前,突然之间,她对自己周遭的一切产生了莫名的厌倦,不愿与朋友深度交流,不想去筹划远行,烦于读书。而文学,仿佛在冥冥中看到了它的各种可能与不可能,并在各种可能中看到了它们的终末。似乎了无生趣。而她的日常生活本身,其实并没有起伏波澜。也就是说,这场精神危机,是毫无现实诱因的,它与个人处境并不相称。一场精神危机,究其实就是一场高强度的精神运转和调度,最终,想不到是小说前来救她。自此,虚构之水源源流出,最终完成了小说集《倒悬人》。另一场精神危机,与她的阅读有关。林渊液说,近数年阅读的都是哲学、社会学、思想随笔,这些文字几乎完成了精神的覆盖,她突然对文学这个学科产生了深重怀疑和焦虑,也不知道自己对文学的执着到底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最终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完成了思考。那就是,在输入方面,她没有能遇见能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之类文学著作比肩的当代作品,而在输出方面,她对自己当下的写作并不满意。不久之后,新冠来了,她在中医抗疫中感知到了东方文化复魅的力量,有了关于非虚构写作的新动向。
对于散文的“真实与虚构”话题,林渊液认为:“在散文中虚构,其实是利用了散文这个文体的真实性伦理。”她觉得保持散文的真实性,虽然不是散文文体的法令,却是散文文体道德的洁身自好。若是技法派写作者,以虚构为乐,完全可以用小说去解决。她说,真实性是有根系,是一棵活的树,而虚构则是人造景观。在一篇文章的创作之初,我们并不知道读者是康德、海德格尔,是巴金、孙犁,还是李子柒、李佳琦。从康德到李佳琦,他们对情感的精密度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节和细节,李佳琦认为是真实的,康德可能认为是虚构的。倡导散文可以虚构,其实是把读者人设预设在一个比较低的情感要求上。
在从事小说这种虚构性创作之后,林渊液发现,自己是一个“散文人格”的写作者。基于散文文本地位的尴尬,她认为,散文人格与散文文体的相互寻找与确认相当重要,散文人格才是散文写作者的身份合法性。
王熙远
王熙远:学识与修养是散文独特性的基础
“创作,我觉得首先要有胆、眼。我创作《神巫毛拜陀》的胆识比基本功重要得多。我这本书,是一本散文体的人类学著作,描写角度深入每一个熟悉的人,直至他的内心。” 王熙远说,散文要客观真实地写,不要怕涉及负面的东西,要有眼界,有所选择,懂得取舍。
《神巫毛拜陀》在真实的前提下,涉及到社会伦理及价值观。为了还原彼时,再现社会的真实,必然面对棘手的社会关系,没有担当,这本书肯定写不成,或者即使勉强写成了,也会不那么完满,可能还会影响作品的质量。
一部细节真实的书必须有驾驭题材的真功夫。如果作者自身的修养不够,不具备文学历史与宗教学的基本功,很难写深写透。王熙远接触的毛拜陀村民大多是来自湖北恩施宣恩县晓关乡天鹅池的高山汉,有几百年的迁移史和民间宗教传承,写好他们,必须对神巫文化及移民历史有相当多的研究与了解。
此外,要使文章带着自己的体温,必须熟悉自己所写的题材,要写自己内心深处最想写的东西。王熙远在毛拜陀村出生、成长,在那里生活了20年,能够熟练使用西南官话与浪平方言,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变成了他骨血里的东西,一旦时机成熟,下笔就会比较容易。这样的东西写出来才会有独特的气质。
他对散文的理解是,作品要找准突破口,包括体例、语言、架构,要形成独特的文风和语言特色。王熙远在大学时期,对阅读如饥似渴,4年时间,他除了研究历史系专业课程,还自修了中文系课程。
丁燕
丁燕:写好散文要有足够的情感浓度
2010年8月,丁燕从新疆南迁至深圳,租住在南山区,她觉得深圳有一种巨大的吸附力,使得优秀的人、有梦想的人,前赴后继。直到2011年,她离开深圳到了樟木头,她用“仓惶而逃”来形容。她说当时感到自己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排挤出去,可她至今没想明白那是一股什么力量。
“写作写什么?就是要写我们心中最不堪的经历,写那些一想起来就会让我们热泪盈眶的东西。”丁燕说,离开深圳后,她在反思自己,后来写了《双重生活》《西北偏北,岭南以南》。
“散文是可遇不可求的。”丁燕说,写纪实稿,多下功夫,多收集素材,多采访即可;散文不是,散文需要灵感。在散文创作中,她特别喜欢“间离”这个词。散文作者与现实生活,要保持间离的关系,作者既是真实生活中的“我”,也是写作的“我”。散文不是日记,不需要向读者完整地交待自己,不需要百分之百的原谅和包容,有相对的公正性。在散文中一味宣泄自己的作者是个坏作者。
丁燕认为阅读量、悟性都会决定作者写出怎样的文学作品。她推荐大家多读经典作品,读一读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学会积累,“写好散文,情感的浓度很重要,你的情感浓度是99%,还是9%,读者是可以读出来的。”
在新疆,丁燕是一位诗人,然而,来广东后,面对货车、仓库和农民房,她感觉身上的诗意像蒸汽般,被炽烈的热带阳光炙烤得踪迹全无。那个时候,她根本不敢贸然写小说,因为她对整个岭南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情急之下,她选择了纪实这种文体。然而,在阅读了一些作家的纪实作品后,她非常吃惊:观念老套,语言干瘪,缺乏细节,她将这些毛病的根源归结为“没有读者意识”。其实,作家可以置换一下角色,站在读者的角度阅读自己的作品,即刻会发现为什么那作品看起来会面目可憎。
她想写出另一种状态的作品:用小说中塑造人物的方法,来塑造现实中那个真实的人物;撷取散文和诗歌的语言,以高度艺术化的方式组织词语;让“我”作为引子进入行文,但又不让“我”过多地妨碍整体格局;如果要议论,一定要点到为止,绝不放空炮,而且情绪一定是节制的,绝不能滥情或矫情。
塞壬
塞壬:只是“抄袭”现实,需要才华干什么?
大多数人对散文的理解还停留在朱自清的《背影》。现代散文越来越多的是对过去文体的颠覆,散文写作的小说化,大量推进叙事,打破了文体的局限性。散文能不能虚构?塞壬说,虚构不是虚假。虚构是冲破了既定事实的母本以犯规之姿达成了想像之马的意形。最终它定格于满足表达想要的效果。
“写作,如果只是抄袭现实,那需要才华干什么?如果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如何写好散文?” 塞壬始终认为,对散文的真实性最有发言权的不是散文作家,而是读者。
对于散文写作而言,塞壬向来不认为真与不真会是一个问题。她写散文从未考虑“真”的问题,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把真当成散文一个难度,一个高度,当成好散文最重要的品质,甚至是散文好坏的重要标准。她觉得“真”是散文最起码的标准,但这个真,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书写内容的真实,另一个是创作态度的真诚。什么是真呢?当我们面对现实世界,我们发现,这个真本身是复杂的,是浑浊的,它并非清澈如水,分分明明。因为它关乎着人的认知问题。
面对白骨精变成的少女,孙悟空坚持说它是妖怪,而唐僧则坚信眼前的只是一位少女。最后观音菩萨给出了她的观点,她说,悟空看到的是真相,而唐僧看到的是人的心相。这就很精准地阐述了不同的人,对真的认知也不同。我们如何在散文写作中表现这个真呢?这取决于你想要的是真相还是心相。至于真诚,写作的技巧可以左右写作的真诚,写作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演员的表演,如果你只能本色出演,那么你的写作注定窄化。高技法的表演也是真诚创作态度的一部分。
我们对虚构的理解,大多认为是编造,是无中生有。实际上,如果作品的内在逻辑、审美、情感都符合我们对常识的判断,那么,即使它是虚构的,也不会有人质疑它的真。真并不仅存于现实的真,对于写作者来说,真有可能存在于某种合情合理的虚构之中。没有虚构,一切写作都将失去想像的魅力,任何写作将难以为继。当我们说“我认为”、“我想”这样的句式时,这里面已经在包含着篡改。
“虚构是辅助手段,不是让你通篇去虚构。”塞壬说,这就涉及了散文虚构与小说虚构的界线和区别,涉及到如何保持散文的独特性。散文是一种表达“我”的文本。既然是表达“我”,表达人,那么“我”除了真善美之外,也一定存在着恶与黑暗。甚至是,恶与黑暗更为真实。散文的容量是巨大的,它不再是一种单一的,平面的,脸谱化的书写。在塞壬看来,散文的最大难度是在重新自我界定散文的边界。如果获得了全新的文本阐释,散文就会洞开一扇门。
王国华
王国华:用文字为一个城市铺一层底色
“散文可以虚构还是必须真实,这是个无解的。”王国华说,可以肯定的是,若作者在散文作品中虚构了,那么对于了解他的读者来说,看到某个场景或细节,读者很有可能就会犯嘀咕:“这个不会是虚构的吧?”也就是说,造成了读者对散文作者的区别对待:对那些从不在散文里虚构的作者完全信任,对有在散文作品里用虚构手法的作者不自觉地产生怀疑。
王国华坦言,他对自己的散文写作有一定的坚持,为自己树了一道藩篱,要求必须真实地了解,完整地呈现。
“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深入深圳的大街小巷,以文字向这座城市致意。”王国华说,他的新书《街巷志:深圳已然是故乡》即将与读者见面,他的这个“街巷志”系列,是一种以深圳为着力点的“城愁”写作。
深圳的故事多、指向多、可能性也多,他的“城愁”系列写作,是有意识的文化塑造,他要为这座城市铺一层底色。他计划每年都写一到两本关于深圳题材的书,那就是他的“城愁”,是城愁的纾解。
现在,深圳是王国华身心俱安的故乡。当他从外地返回,一下飞机,闻到熟悉的植物的气息,潮湿的气息扑到皮肤上,心里吊着的那块小石头,轻轻落下来。在深圳生活的时间长了,把深圳当成故乡,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情绪:怕深圳改变。打开门,迎接自己的如果不是昨天那棵榕树,变成了一株木棉,可能会有一点欣喜,更可能是心慌。他写过宝安的73区夜市,现在它已经消失了。他写过的雁盟文化产业园,也已经消失了。他写过的西乡河、铁岗村,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城愁是什么?是旧城改造,老城消失,新的小区拔地而起而产生的怅惘和失落吗?会有一些,但一定不是全部。王国华心里藏着两个词,一个是忧伤,一个是传说。听汪峰的歌曲《北京,北京》,前奏响起,有一种感觉:同为一线城市,北京有忧伤的气质。而深圳没有。忧伤是从容的,要有几百年的酝酿,上千年的沉淀。一个几十年的城市,似乎还不懂得忧伤。在火热的深圳,成千上万的人时时刻刻都在演绎自己的悲欢离合。他们的泪,他们的血,他们的爱恨离愁,没有忧伤做背景,瞬间都被抹掉了。
王国华说,自己能不能用自己的文字塑造一种缓慢的忧伤的情绪,赋予这个城市一些传说?这种赋予,不是对既有的否定,相反,是在首先认可这个城市的世俗“成功”之后,有意识进行的文化塑造。
忧伤和传说,与城愁是什么关系?在王国华的理解中,忧伤和传说,不是目的和终极,是一块幕布,是一个城市经历了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之后,糅合了自己的各类特性,固定下来,形成的背景墙。它让一个城市更像一个城市,或者说,不再是生硬的建筑的集合体,而像一个“人”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上,这块土地上所有人的城愁便有所寄托,表达出来的具象,不再是简单的嚎哭或傻乎乎的大笑,而是晨光里叽叽喳喳的鸟鸣。
读者互动问题
1、读者:如何确定自己适合哪种文体?散文有没有关键词?
林渊液: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考量是三个面向:我喜欢,我愿意,我能够。如果三者能够同一当然是最好的。文体一开始的选择要尊重本能,在写作自发期,本能引导的方向是最好的。如果是一定阶段之后彷徨起来,看看是否“我能够”,这并不是简单的功利主义,而是,能力的背后潜藏着人格的契合度。
于我来说,精神性是散文的主体性,它与叙事性、文化性、自然性等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高于其他属性。当代散文中,具有优秀品质者,几乎都是现代性精神启蒙作品,或者在时代转弯时具有文化选择的先锋意义的作品。作为精神性表达,自带着一种趋光性,它的特征与散文人设的内在诉求刚好极为契合和匹配。
2、读者:我是一个中文系的学生,有什么好的建议?
王熙远:别被专业束缚了思维。学院派有时过于追求完美,局限了他的胆识,反而减弱了文字的穿透力。个人建议不要局限于中文这个概念,要提高综合素养,懂得积累学问,多读古今中外经典作品,把视野打开。
3、读者:今天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冰心与林徵因,想问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读国外名著?
丁燕:我们从小到大,对中国传统文化学得够多了,读国外作品有利于打开我们的视野,让我们走出去。推荐你去读一读奈保尔,他哺育了中国当代的很多作家。我读奈保尔,主要看他的纪实类作品,他的小说对我只是参考。我们要找到“范本”去读,反复学习、研究,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像坦克碾过路面的石子那样,直到自己与之血肉相连,学习人家怎么写,思考人家为什么这样写?心向往之,笔下的文字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写作者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精神偶像!经典作品精读3-5本,就差不多了。
4、读者:感觉当下流行一种“大散文”,请问怎么表现语言的“新”?
王国华:散文哪有流行这一说法?当下散文越来越成为个性化的写作。也不要追求所谓的“新”,怎么舒服怎样么写,我的个体经验是“语言的陌生化”,当一篇文章中出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时,这篇文章就已经彻底失败了。
塞壬:语言没有“新旧”之分,但要精准。好的语言的诞生,来自观察和细节积累。像素描一样勾勒,要养成提炼的能力。我很佩服一个朋友,光写“日落”就写了50首诗。反复观察,反复找差异化描写。语言要善于观察和锻炼,也取决于自己的阅读经验。
5、读者:我在做一个公众号推文,请问做公众号需要文学性吗?
王国华:公众号与文学是两码事,文学是一种很高的标准。做公众号只需要想办法多吸睛就成,当然,还是要拒绝庸俗。
(文字整理:唐诗 摄影: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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