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尊严和作家的福泽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1980年秋后的一天，在车间办公室赫然见到两本《小说选刊》的情状：惊奇、兴奋、庆幸、感动……

因为我当时的处境艰难而又尴尬。天津的第一大报已经连续发表了14块版的批判我小说的文章，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文。是“批判”不是批评，气势和用词都是“文革”大批判的方式。是市里一位领导公开组织的这场批判，并上书中央告我的状，认为我的小说是“大毒草”。

在工厂里，我却仍然担任着一个庞大的有着3万多平方米的车间的主任，每天忙得像救火。而管生产的副厂长是我的同学，却常会突然闯进车间，不是检查生产，是看我会不会在上班时间写小说，想抓我个“现行”……说实在的，我已经不像1976年春夏两季被“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那么紧张，只是“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硌硬人。

可想而知，这时候《小说选刊》的横空出世，对我有雪中送炭、伸援手救我于水火的意义！

况且是茅盾写的发刊词。这是文坛上的一道重彩。我反复掂量着手中的《小说选刊》，那真叫“爱不释手”，想穷尽脑中一时想到的好词来形容她：文气雄厚、慧眼辽阔、囊括诸家……

创刊号的头条，竟选上了我发在地方刊物上的短篇小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且配发了阎纲先生的短评。爱默生说过，不要让一个人去守卫他的尊严，而应让他的尊严来守卫他。以前被不断地批倒批臭，还谈何尊严？我甚至想不明白是自己牵累了文学，还是文学牵累了我？“文革”结束，正本清源，理应恢复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当时我却没有能力守卫自己的尊严，满心希望文学的尊严能帮助我。

我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业余作者一样，对文学抱有宗教般的感情，想能成为文学殿堂的朝圣者。在这样的“圣殿”里，总该是安全的吧？即使“文无第一”，《小说选刊》至少是最高的文学殿堂之一，对作家的精神的福泽，非比寻常。

说句没出息的话，《小说选刊》的问世，对作家还有“扶贫”的意义。作品有幸被选中，还会再发一次稿费。我当时的工资每月40多元，《小说选刊》给《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的稿费至少顶我两三个月的工资。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大钱，对其他业余作者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外快”。一位在塘沽盐场工作的朋友，已经公开发表过多篇小说和散文，后来调到塘沽文化馆，他让我在歇班的日子去塘沽讲课，讲完课不仅没有讲课费，我还得请塘沽的十来位业余作者吃饭。理由是我刚从《小说选刊》又“白拿了”一次稿费，而且明年评奖也“有戏”了。

后来知道，《小说选刊》是当时的中国作协一把手张光年提议创办的，第二年张光年和夫人由王蒙陪同来天津，光年先生对我说：“35年没有吃狗不理了。”我大吃一惊：狗不理就是个包子，怎么多长时间没有吃它还记得如此清楚？

原来他在35年前来天津吃过狗不理，此后再没来过天津。我当时刚发表了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王蒙接口说：把你的“赤橙”两个字拿出来请我们吃狗不理。虽然那顿饭最后结账时不光是吃掉“赤橙”，连同“黄绿”也一块吃掉了，我却于心满足，终于有机会对创办《小说选刊》的功德表达了自己的敬谢之意。

自见到创刊号后，我开始订阅《小说选刊》，每期刊物到手，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下来。一刊在手，便对当前好小说的风貌、全国文坛动态，就了解个大概。特别是从《小说选刊》的风格以及选取作品的标准中，一直感受到一种“现实的骨感”，即便在新潮流、新技法大行其道时，也保留着丰富的文学内容和生活内容，这让我心里踏实。因为我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已经成了自己的一种性格、一种命运，想改也难。

我理解的现实却并非只是当下，现实不可能脱离历史和未来。除此之外还有作家内心的现实、精神的现实状态，以及情感的现实，好小说产生于真性情。为此我曾认真阅读茅盾的发刊词，他肯定“文革”后短篇小说“欣欣向荣……建国三十年来，未有此盛事”。这应该理解为对文学关注现实的肯定。

1960年代初，我还在军队上，读了茅盾点评的《1960年短篇小说欣赏》一书，深受启发，当即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读后感，不知天高地厚地寄给了《文艺报》。隔了没多久，竟收到《文艺报》的回信，写信者是大名鼎鼎的评论家阎纲，一笔美不胜收的好字，写了三页，告诉我怎样修改这篇文章。我按他的意见改好后重新寄回，可惜不久“文革”开始，《文艺报》和其他文学刊物都停了。但阎纲先生是信人，将我的文章的大样寄给了我。由此我跟阎先生有了联系，什么时候见了面都感到很亲切，没有距离，不必客套，可以说说心里话。想不到在《小说选刊》的创刊号上，续上了前缘。

不可否认，《小说选刊》的存在也给作家以很大的压力，写出的小说除去要争取能上《人民文学》和刊中“四大名旦”之外，更重要的是能被《小说选刊》看中。茅盾在“发刊词”中说得很清楚，创办《小说选刊》有助于将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常规化，上了《小说选刊》就有可能“名标金榜”。我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在第二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比中果然中奖。

当时的评奖是读者投票和专家意见相结合，上一年的《乔厂长上任记》，之所以我生活的城市的市委领导告状都告不下来，跟得票不少有关，拿下来跟群众怎么交代？当然，专家的认可也至关重要，最后还是排在最前边。《小说选刊》创刊号开印就是30万册，从第二期发行量就飙升至100多万册。根据当时全国群众阅读情况调查显示，平均每一本刊物的读者是10个人，这是多大的影响力！上了《小说选刊》不能说评上奖就十拿九稳了，却至少有了一多半的把握。

当时傅活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称我是“文学新秀”，多么妩媚的称号。40年来为了争取上《小说选刊》，熬成了糟老头子，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向《小说选刊》讨要“青春损失费”？人会老，刊物不会老，文学不会老。铁打的刊物，流水的编辑和作者。

借《小说选刊》创刊40周年庆典，向选刊的新老编辑们说声谢谢！并祝福《小说选刊》：福寿康宁，万紫千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