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

乾隆三十七（1772）年正月，为编纂《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下旨全国征集书籍，贵州巡抚图思德上奏，称“黔省夙号荒徼，人文卑陋”，无书可献。200多年前的贵州，因为文化匮乏的无奈，对《四库全书》征集的贡献实感力不从心；谁能想到100多年后，文澜阁《四库全书》为避抗战烽火，西迁至贵阳秘藏6年8个月。

近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战时期典籍文献抢救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贵州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贵州省图书馆原副馆长钟海珍为我们讲述了这段尘封历史。

《四库全书》修成后，抄成7部，分藏于南三阁（文澜、文汇、文宗）和北四阁（文溯、文津、文源、文渊）。北四阁的《四库全书》专为御览，而南三阁的《四库全书》，江浙两省的地方官员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选择专人掌管书籍，并允许当地士子进阁阅读抄写。其中，文澜阁位于浙江杭州。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澜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全书》）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作了一个大胆果断的决定——把《四库全书》悄悄运出杭州。

1937年8月1日，浙江图书馆全馆职员集中孤山分馆，点书装箱直至3日深夜，《四库全书》140箱、馆中其他古籍善本88箱，共计228箱；8月4日，这228个大箱子离开孤山馆，运往浙江富阳，终于在杭州沦陷之前离开了杭州。

从此，文澜阁《四库全书》开始了漫长的漂泊岁月，从1937年8月1日开始向西转移，1938年4月30日运抵贵阳，历时整整9个月，途经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共2000多公里。在战乱和交通落后的条件下，除了短短的浙赣铁路运载外，大多数路程主要靠船运、人挑、马驮。

《四库全书》运抵贵阳是在一个深夜，存放到贵州省立图书馆，由当时贵州省教育厅出具收据，交浙江省教育厅。据档案记载，这一批书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3467部42536册”。

当时的贵州省立图书馆馆舍是由旧粮道署修缮改造使用，条件很差，不但面积狭小，而且房屋结构不适合作为图书馆。没有人知道《四库全书》要在这里存放多久，就像没有人知道抗战要持续多久，于是，建一个专门书库的计划就被提上日程。1938年5月27日，贵州省立图书馆完成了《书库工程预算表》《设计图》《建筑计划说明书》等，呈给上级，详细说明了书库的构造设计。

然而，战乱时期，条件所限、时间紧迫，这个书库只停留在了图纸上，政府最终决定购买现成房屋来解决存放问题。于是，教育部下令贵州省政府教育厅垫资购买张家祠堂。张家祠堂地处贵阳市威清门外，有大小房屋数十间，房屋结构和质量基本符合藏书要求，稍加修缮即可使用——的确是一个经济可行的替代方案。据1938年8月16日出具的收据显示，购买张家祠堂房屋地皮，共花了“法币贰仟肆佰元正”。

1938年9月28日，140箱《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以及贵州省立图书馆数万册馆藏古籍，一同装运入藏张家祠堂。一起进去的，还有被派驻贵州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四库全书》保管员夏定域父子——他们住进张家祠堂，并着手重新清点。

可惜“好景”不长，1939年2月4日，日机空袭贵阳。18架飞机成品字形，从城东侵入市区，轮番轰炸贵阳最繁华的大十字商业区及周边地段。而张家祠堂与大十字商业区的直线距离只有约2公里，古籍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一名职员建议，把《四库全书》转移到贵阳城郊十里外的许官溪镇金鳌山腰的地母洞。地母洞地处北郊，有茂盛的森林、坚固的溶洞, 安全可靠。经贵州省教育厅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实地考察后，1939年4月8日，《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迁往地母洞，因地母洞面积有限，贵州省立图书馆的古籍仍存放张家祠堂。

贵阳多雨，“天无三日晴”，实在不算是藏书的好气候。于是，在把《四库全书》迁到地母洞之前，为了防潮，人们在洞内筑起了“长约二丈五尺、宽约三丈”的木台，离地约二尺，以石块铺叠为柱脚，木板下放置石灰；在台上靠近洞顶的地方，建了一座斜形瓦棚，用来遮滴水……《四库全书》放入地母洞后，为了方便看守的职员、工役和警卫住宿，还在洞口附近建了3间草房。

尽管对地母洞作了多重改造，人们还是担心《四库全书》潮湿受损，一度商议运往抗战时期迁至遵义湄潭县的浙江大学托管。为此，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吴鼎昌，特命时任省教育厅厅长的欧元怀亲往地母洞视察，开了几箱书后，没有发现潮湿霉烂；又见阳光可自洞口普照全部书箱；地母洞又有防空优势，在贵州很难找到替代地点。于是，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四库全书》保管员毛春翔详叙藏书实况，请准“原藏置之洞，既无潮湿，可免迁移，惟应每隔一二月派人抽查检视一次，夏季尤应注意，以免损坏为要”。

就这样，《四库全书》在地母洞中安然无恙地保存了5年8个月之久。

当然，这“安然无恙”背后，是人们对古籍的多方呵护。比如，为有效除潮，当时专门制订了晾晒《四库全书》的具体操作流程，在第一次晾晒时还顺便做了《四库全书》的清点工作。因为首次晾晒的除潮效果显著，之后，每年秋季对《四库全书》进行晾晒除潮就成为定例；1942年后，又在春季增加晾晒一次，为每年两次。

但是，《四库全书》还是不得不离开地母洞。1944年11月，日军攻入黔南独山县，贵阳震动，开始组织疏散。教育部决定将《四库全书》转移重庆。

1944年12月，教育部委托国立中央图书馆派车到贵阳接运《四库全书》。12月6日，毛春翔和贵州省立图书馆组织人力将书从地母洞搬运到张家祠堂集中；8日，《四库全书》装箱起运；12月23日，安抵重庆青木关，存放在教育部官邸旁边的楼房中。此后，陈训慈等人为常务委员会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成立，负责保护工作。

胜利的日子终于到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7日，由6辆汽车载运的《四库全书》离开青木关，耗时近两个月，于7月5日抵达杭州。自1937年离开，9年后，《四库全书》终于回到了它来时的地方。

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至贵阳后，除了在贵州省立图书馆存放5个月，在张家祠堂存放7个月，之后的5年8个月都是在地母洞度过的。只是旧迹难寻，当年的贵州省立图书馆馆舍和张家祠堂早已拆除，只有地母洞仍深藏于森林中。但地母洞存放《四库全书》的这件大事，在当时属国家机密，知晓的人寥寥无几。直到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有记者到贵州省图书馆联系拍摄专题片，几经周折才找到地母洞。

今天贵州省图书馆的档案柜，静静地存放着273页《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它真实地保存和记载了抗战时期，《四库全书》在贵阳的许多相关文件、电文、信件、经费支出表格及各种凭据等。

2018年，钟海珍等人到地母洞调研时，偶遇当年地母洞藏书的见证者、专程从重庆到地母洞探访的姜相荣老人。老人当年还是八九岁的孩子，就住在地母洞所在的金鳌山下，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老人回忆讲述了当年与他爷爷和父亲到地母洞搬书、晒书的情形。当拿出1942年“文澜阁《四库全书》贵阳地母洞藏库”的照片复印件请老人辨认照片上的人时，遗憾的是，老人患有眼底黄斑，终是无法看清。

钟海珍说，现在，地母洞旁的“浴火文澜战时书库陈列馆”正在建设中，在不久的将来，将通过馆藏实物、史料及现代多媒体技术，全面呈现抗战时期各界人士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珍贵典籍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