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先锋”与“现实主义”：它们何以更新，何以互动

路内的《雾行者》、李宏伟的《灰衣简史》以及张忌的《南货店》

一句“多年以后，那个遥远的下午”曾以非常先锋的姿态给1980年代的莫言、余华带来五雷轰顶的效果，但它在今天只是生活里的常见句式。比起这个句式，手机里争相“浮现”的饭圈流量、社会迷案与坊间秘闻或许更让人心头一颤。

那么，在社会经验丰盛而复杂的当下，三十五年前的“先锋派”失效了吗？它如何影响后来的现实主义写作，又如何在新的现实书写中依然是一份重要的精神资源？9月12日，在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批评家们就“先锋”与“现实主义”作出新的理解与回应。

“其实先锋小说有时也有很强的现实性。我们当然不能说能预言现实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但不可否认的是，极荒诞和极现实有时是可以合二为一的。”

《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王晴飞说：“现在的现实主义不可能再像先锋之前的现实主义那样写，现在的作家也不可能完全像以前那样去思考和表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社会生活的许多变化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出‘新人’和新的思维与感觉。今天的每一位作家乃至每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面对这个时代，如何思考，又如何表达，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话题。”

从当下出发，“走出”1980年代经典论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直指“先锋”在今天的谈论中愈加面目模糊，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对1980年代的“先锋”认知僵化。

在他看来，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本已被过度经典化，它们本身对后来的写作不具示范性和可操作性。与其过度阐释这批先锋文本的经典性，倒不如强调它们对文本背后的西方经典及其相关观念、技术、结构的推广和普及作用，这些观念在199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发展中被普及为“常识”。

“如果一定要证明先锋的建设性成就，或者说留下了一批经典文本，那这份荣光应该属于1990年以后的一批长篇小说，而这些作家大多都未来得及分享1980年代的历史荣耀。”方岩举例潘军的《日晕》、吕新的《呼吸》、北村的《施洗的河》、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东西的《耳光响亮》、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棉棉的《糖》、李洱的《花腔》、邱华栋的《正午的供词》，认为这批作品最直观的贡献在于把观念创新、形式变革熟练地运用于长篇小说的写作，而且大胆试炼了这些形式在处理更为复杂的叙事内容时的有效性和可能性。简而言之，是先锋观念与现实主义美学对话的结果。

“但是，这批长篇小说在传播过程中遭遇了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私语写作与美女作家、魔幻现实主义、后殖民主义，甚至是新写实小说等概念、理论、命名的界定。表面上，它们获得了更为细致、丰富的阐释，其实是以知识的名义被肢解了那种浑然一体的、朴素且本可以继续推进的先锋精神。”

他甚至认为，《活着》与其被视作文学经典，不如被当做一个轰动的文学事件。“余华其实只处理了一个问题，就是用一个故事解释了一个历史常识，这个常识就是历史或者社会苦难连续不断地叠加在一代人或者一个家庭身上。近年出现的一批铺展、渲染苦难的作品，其实便是这种影响的结果。他们虽引发了热议，但终究是肤浅的现实摹写，缺乏那种人与社会、历史之间内在的对话性。”

他以今年的几部新作——路内的《雾行者》、李宏伟的《灰衣简史》以及张忌的《南货店》为例，认为这几部作品都在和一个未完成的现实和社会状态进行不断对话，这种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先锋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青年作家的写作已经开始超越前辈作家。总而言之，如果继续谈论‘先锋之后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径’，我们应该从当下出发，摆脱那种关于先锋的僵化认知和陈词滥调，新的经典才能被发现。”

解放“先锋”与“现实主义”，它们不再天然矛盾

“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是促使审美上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形成。共同体所认同的审美趣味被逐渐认定是不言自明的，比如前面方岩说，先锋提供了一种文学常识。但为什么说是‘常识’呢？所谓‘常识’，包含着一层意思是‘本应如此’，但真的本应如此吗？”

北京大学副教授丛治辰说，如果在具体文学史事件的意义上讨论“先锋”和“现实主义”，那么二者似乎的确是彼此矛盾的——某种意义上，先锋文学正是产生于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不满，“写什么”的问题已经深深地束缚了文学创造力，于是才出现了先锋文学这样一个事件。必须要解放和激活“先锋”和“现实主义”这两个概念，才能理解前者对后者的意义。

他提及三个层次的概念解放。第一层解放很接近今天一般的理解，即“先锋”并非具体的当代文学史事件，而是该事件所造成的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技术更新；而现实主义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要求最历史与世界有总体性认识的现实主义，而将那些表现现实题材的作品都称为现实主义，“如果这样模糊地理解先锋和现实主义，它们已经产生了非常良好的互动。徐则臣很早就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今天好的小说应该内在是先锋的，外在是现实主义的。我想这个表达基本可以说明先锋和现实主义的一个理想关系。”

但如果继续深入研究，似乎还可以对“先锋”的概念内涵进行第二层解放，即更深刻地认识先锋文学到底是什么？除了形式和技术层面的意义之外，先锋文学是否还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别的资源？

比如丛治辰认为先锋派有其商业性或目的性，不少先锋作家在写先锋小说时，有着非常明确的“读者预期”“期刊预期”和“批评家预期”，“我们有时候难免理想化地认为先锋文学代表着纯文学，代表着一种艺术本体论的态度。但实际上把它放回到文学史现场就会发现，它并没有那么单纯。”也是在这一层面上，丛治辰提到先锋文学更深远的影响或许是促成了一个共享着同样审美趣味的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形成，而他们共享的审美趣味，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一种宰制性的审美趣味。

最后，他认为或许可以脱开当代文学史的具体语境去认识“先锋”的意义。先锋是一种姿态，本身就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样貌，它应该永远像是文学的先头部队一样走在前面。它的产生恰恰是因为现实发生了变化，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现代经验中空前复杂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是传统现实主义难以处理的。

“而今社会现实不断变化，文学也只有不断地更新自己才能先锋，也才能更好地回应现实。现实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仅是文学表现的对象，也是文学存在的环境。1980年代先锋文学不是没有面对现实，只是它面对现实的方式更复杂了。‘先锋’和‘现实主义’当然都远没有结束，它们还将不断地持续互动下去。”

面对现实，有的作家不会“生自己的小孩了”

在《鍾山》主编、《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贾梦玮看来，"现实"和"现实主义"是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的两个关键词。他感慨，中国的“现实”确实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现实”，我们的社会和人性是“深刻”和“幽深”的，这确实为作家提供了一个“富矿”。

但优秀的文学从来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反映，即使是像镜子那样精确，也不可避免地流于表面。他表示，现实有时是中国作家的“伴侣”和“参照”，更多时候还可能是作家的“对手”，因为作家对现实人生采取的是一种审视的态度。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总是试图创造另一个世界，使之成为现实的优秀参照物，让读者得以透过作品反观现实和自身。现实主义与现实之间是一种隐秘、曲折的关系。

他更提出，作家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自然”的——自然恋爱，自然结婚，自然孕育，一朝分娩，它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外部力量的刻意“扶持”，走马观花式的体验生活，以及种种“命题作文”，会把文学创作弄成“代孕”。

“好多作家‘代孕’多了，反而不会生自己的孩子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一直面临诸多挑战。”贾梦玮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