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忌：南货店是我生命温暖记忆的源头

张忌

1979年生，宁波人，小说家。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首届京东文学奖等。著有长篇小说《公羊》《出家》《南货店》，中篇小说集《小京》《搭子》等。

2016年，张忌的长篇小说《出家》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小说的腰封上曾写着“前有汪曾祺《受戒》，今看张忌《出家》”——这一类比，自然是因为两者都写了和尚，写出了“世人所以为的青灯古佛世界中那一点意外又合情的喧闹”。除此之外，张忌“贴着人物”的写法，在民间的凡人小事上发现超越凡俗的人情之美，似乎也承袭自汪曾祺背后一脉的文学传统。读者在它们朴拙的品质中，辨认出了古典小说的风度。

《出家》可以说是张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创作是“不坚定的”：“别人在写什么，现在期刊喜欢什么，我也会学着写。但到了一定的阶段，我就对这样的写作没有了兴趣，感觉拧着自己，很少有那种写爽了的感觉。”《出家》是他按照自己真正喜欢的方式去写作的一次尝试，“写出来挺成功”。张忌说，从此之后，好像知道了自己最擅长什么，最不擅长什么，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他决定写一个更长更难的作品——长篇小说《南货店》就是印证这一判断的结果。

《南货店》是一部颇有时代风味和器物质感的小说，它以一间隶属于国营供销社系统的南货店为背景场所，勾勒出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围绕着中心人物南货店店员秋林的生活，供销社系统里的人物次第登场，他们的故事徐徐展开。老师傅的生意经，卖豆腐老倌的人情温暖，男女间的荒唐情事，父子之间的冷漠关系……还有生生死死和命运沉浮。写作群像式的《南货店》是张忌所有小说写作经验中最漫长的一段，在与作家弋舟的对谈中，张忌表示：“最后的结果特别让我满意，我真的感觉写作不再是一个工作，或者一个技能，而是一种生理反应。”

旧时光里的温暖记忆

虽然唤作“南货店”，南货店却并不只卖南方出产的货物，而是天南海北都有。因此，南货店往往店面要大，货源要广，经营者的经验要丰富、手段要老道。尽管小说中隶属于供销社系统中的南货店已体现出了计划经济的特征，在几位老师傅对秋林“传道授业”的过程中，我们仍能看到几分属于经商文化中的古典情致。

“酒提要轻轻放入酒缸，不能直直往下压，酒提一压，酒水翻动，缸底的东西浮上来，酒就混了，吃酒的人就不欢喜了。酒提要慢，小心斜着，让酒自然灌到里头。酒有黏性，出酒埕时要稳，要带一顶酒帽儿，显得这一提酒满满当当，都要漫出来了，顾客看了高兴，以为占了便宜，得了面子，以后就欢喜到你这里来。”老师傅的生意经里，藏着的是细密妥帖的人情之美。

小说的字里行间也凝聚着对饮食、器物、手工艺的深情特写：热腾腾的豆浆、透骨新鲜的黄鱼、紫檀的算盘、象牙的秤……店里当伙计，要会“玻璃瓶里抓小糖”，一把抓下去，想抓几粒便是几粒，还要会包三角包、斧头包、捆酒瓶……一器一物所蕴含的民间智慧，为小说营造出了一个特有的氛围：活泼的、琐碎的，同时也是有仪式感的旧时光。

“我父亲那一代人，许多都在供销社里工作过。”张忌解释选择“供销社”这一题材的原因：当年，因为物资匮乏，作为物资掌握者，供销社是最吃香的单位。许多年后，面对时代的变革，这些从业者又不得不做出应对的改变。张忌相信，“其中肯定蕴藏着特别好的故事。”至于选择南货店这一场所，则更多的是一种天然的感觉，“小时候，对我吸引力最大的就是南货店，那里有着各种糖果、糕点，还有玩具，我那些童年的美好回忆，几乎就来自于那个场所。所以，当我要写这样一个蕴藏着温暖旧时光的小说时，我就想起了南货店，它是我生命温暖记忆的源头。”

将历史中的人复活

《南货店》的故事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张忌尝试讲述的是属于父辈的青壮年时代。对张忌而言，小说很大一部分的功能便是打捞历史，而打捞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将那些历史中的人复活。

时光的洪流向前推进，供销社系统中的人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2016年，张忌开始想写《南货店》时，就开始打听这些似乎消失了的人。最后，他找到了不少人，做了详细的采访。他们给张忌演示怎么打包裹，怎么扯布，怎么打酒。“因为不想破坏对方叙述的节奏，我几乎都是录音。最后整理下来，竟有上百个小时的音频，然后我又将这些音频进行梳理，形成文字，反复地阅读，让它形成一个条件反射般的记忆。这样在我写作的时候，我才能特别有效地使用它们。”

不少人都注意到，张忌在写作中有对日常、旧物和老手艺的迷恋。在生活中，张忌也有收藏古玩的爱好，其中有一种朱金漆木雕小件叫“小插人”的，他就收藏了有上千件。但张忌表示，自己迷恋的并不是日常和器物本身，而是想写出日常之下被掩盖的东西，收藏这件事也能帮助他体味当时人的生活状态。

“对我来说，写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把人写对了、写好了，才能得知某种真相。”小说《南货店》中，有鲍主任、许主任这样体制内的领导，有昆山这样半路出家的商人，也有杜梅这样学了一辈子手艺，却无处可用的普通人。“我要写的是1979年以后，整个社会开始开放的一个状态，这个变化的状态如何展现，便是通过人。他们展现出来的状态的总和，便是那个年代的状态。”张忌说，写《南货店》让他有了一个发现：写过去的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写物。把身边的物写对了，那个人也就写对了。

当方言落到纸面上

上海作家王安忆曾回忆说，汪曾祺向她提出过一个建议：学习北方的民间语言，将其运用到写作中。特别重视民间语言力量的汪曾祺或许是想要强调：当南方作家在使用标准的官方语言写作时，始终会存在一定的短板和隔膜。对于这一点，一直生活在家乡宁海县的张忌也深有体会：“以前，我用标准的官方语言写作时，总有一种无力感，特别是人物对话，总是找不到最合适的那个词语。假如我用方言讲，效果就会好很多。但另一方面，如果用方言写作，又怕别人看不懂，造成隔阂。”直到金宇澄的《繁花》出现，才让张忌看到了用方言写作存在的巨大可能性：“南方语言写作，落实到书面上，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局限。”

《南货店》的独特风味也体现在其鲜明的方言特点里。落在纸面上的方言并不完全地道，而是经过了改良，一些书面上无法理解的词语被张忌拿掉了，保留得更多的还是方言的句式。“严格来说，方言落在纸面上，就不能叫作方言了。”张忌说，方言发音的抑扬顿挫、软硬质感，都很难化为书面的表达，自己写《南货店》之所以会用“改良方言”的方式，更重要的还是与小说中大量的人物对话有关。张忌一直喜欢古典小说的笔法，有意思的是，宁波话落到纸面上，跟古典文学的叙述腔调形成了某种一致，“以前我总觉得用古典小说的笔法写当下的小说，会显得特别的拧，但有了方言这样一个底子，这个拧的感觉就消失了，文字有了一个消解的过程。”

安静与喧嚣

有读者评论说，《南货店》的前半部分像一块温润的璞玉：一个学徒、三个老师傅，还是一种古典的状态。书的后半部分，当秋林离开南货店之后，却四面喧嚣、人声鼎沸，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浪潮，小说的文字呈现出了别样的气质，似乎显得有些割裂。

“在写这个小说之前，我就有这个设想，它会被处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安静，一部分喧嚣。”张忌回应说，“从读者的角度讲，我能理解。比如我看三国，关羽死后，我就不想读了。比如水浒，招安后就觉得没意思了。但跳出来看，这样的小说，只有我们不喜欢的那部分存在了，他才会显得如此意味深长，否则就变成爽文、美文了。对于我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整个小说全按前半部分这么写，这个小说就不是我要写的初衷了。”

小说的结尾，秋林为三个老师傅中的齐师傅写了一篇悼词，写完后心里觉得怪异，于是将悼词撕下，扔进了垃圾桶。张忌用一种节制的笔调表明了态度：没有任何文字能对一个人的人生进行总结，那些曲折和幽微，是生活中难以言说的东西，小说要捕捉的便是这种余味。“一个小说家不管写多少人，其实最后都是对自己的一个反省。人是特别复杂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面镜子，让你看到自己。”张忌曾说，《南货店》是一次“见众生”的写作，后来发现这是一个误判——写《南货店》，原来也是在照见自己。

张忌一直生活在家乡宁海县，他每天中午起床，吃过午饭后就去工作室喝茶写东西，然后回到家里陪陪家人，逛逛古玩店。晚上10点左右，再开始写作。他曾说过多次，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县城是一个最好的位置，刚好卡在农村和城市的中间，对两者都能保持一定的熟悉度，汲取鲜活的日常素材，这样写作才不会依凭想象进行。谈及作品中细致的“日常”散发出的光亮，张忌表示：“作家要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东西保持兴趣。这个兴趣可能是天生的，有些人对身边的这些事是熟视无睹的，如果是这样，那他基本就跟写作无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