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文学工作坊：作家面对“非虚构”写作的焦虑

关键词：非虚构写作 双城文学工作坊

从各大非虚构写作平台到抖音快手的视频直播，“非虚构”已然成为了一种写作“热”。但亦有声音说，如果什么都可以被叫作“非虚构”，“非虚构”是不是也就不存在了？

今年，作家王安忆为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新开了非虚构课程，但她推荐书单上的绝大多数为西方人作品。10月17日，第四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在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恰是“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

10月17日，第四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在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恰是“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

这是一场由文学圈发起的非虚构讨论，参加者的学科或从业背景遍布人类学、社会学、新闻学、历史学、影像艺术等。在工作坊常见的批评家、作家和学者之外，还有媒体人、民间视频博主、非虚构写作平台主理人、非虚构项目特约编辑等新面孔。

工作坊发起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说：“大家看到，我们这次题目里的‘非虚构’是加了引号的。所谓中国‘非虚构’既指当下中国现场，也是指一种进入中国现场的实践性文体；而‘非虚构’中国强调的是立场和路径，就是以‘非虚构’这种直面现实方式来把握、理解当代中国。”从2017年开始，何平与另一位发起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决定在上海和南京两地轮流举办一年一度的双城文学工作坊，邀请海内外各界人士和上海、南京的青年批评家就当下写作生态展开对话。

耐人寻味的是，一天的活动下来，大家在“非虚构”“真实”等概念中打转，对于中国“非虚构”的定义、范围、意义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可以想见，若要每人都开出一份心中的非虚构书单，也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

第四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

非虚构的真实是什么？

在发言中，“真实”一词几乎能被所有人提到。从“非虚构”三个字联想到“真实”，似乎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但具体到写作中，经过选择而呈现的真实、仅以个案存在的真实、容纳情感的真实……诸如此类的真实还算不算真实？不同学科领域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深究争论的实质，还是在于文学性与真实性的边界不清晰。”何伟非虚构系列作品中文译者李雪顺说，美国非虚构作家、普利策奖得主、何伟的老师约翰·麦克菲写过一本《写作这门手艺》，其中提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诺曼·麦克林恩于七十多岁时写就的自传性小说《大河恋》。这部作品只有“弟弟被杀”那里没有完全实打实去写——杀害过程真实，唯有地点做了转移，约翰·麦克菲因此认定《大河恋》还是一部虚构作品，“实际上，诺曼·麦克林恩本人对《大河恋》也是这样归类的。换言之，在美国创作界，假如99.99%的写作都是真实的，只有0.01%做了改变，它就不能被叫做非虚构。”

“我想在非虚构文学里，真实不应仅仅是目光所及的存在，对表象内部纹理的发掘也是真实的一部分。”作家梁鸿说。

如今《中国在梁庄》已出版十年，她正在写“梁庄十年”。年初回到梁庄，她看到村庄的西头盖起了一栋四层洋房，这房子特别时髦，放在欧洲都不会落伍。走进客厅，只见墙上挂了三张大照片，有主人曾奶奶的，还有主人爷爷奶奶的，都穿着上个世纪农村的衣服。照片下面则是墨绿色的沙发和北欧式桌椅。

那一刻，梁鸿对这样的反差感到特别震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房子，是一个局部的表面的具象的存在，但那其实只是真实的一部分，这部分怎么镶嵌到村民的精神状态中，怎么镶嵌到村庄的历史与现实环境中，恰恰更需要文学来进行呈现。”

对于非虚构，作家袁凌认同起码有一个标准——不能编造事实，不能杜撰对话，但光有必要条件是不够的。换言之，在真实的基础上，什么样的文本可以被称为非虚构文本，甚至是非虚构文学？

他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为例，直言自己更喜欢《中国在梁庄》，“我觉得梁鸿在《出梁庄记》中有意识规制了情感表达，但情感的自在表达也是很珍贵的。我认为非虚构文学中完全可以有情感，甚至可以有想象，只是你要说明哪部分是想象。”

当社会学调查PK文学创作

2018年，日本NHK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让深圳的“三和青年”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但其实在这部纪录片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田丰与学生林凯玄已“潜伏”三和，历时半年完成了一份20多万字的研究笔记，试图展现“90后”“00后”农民工在三和的生存境遇。在今年八月，这份非虚构文本得以出版，也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关注。

田丰本人是做定量研究出身，他称这次书写打开了自己以往的社会学研究思路，尽管他因此在社会学领域受到质疑。而在社会学领域之外，他最常被人问到的就是“三和大神”——他们吃着五六块的清汤面、喝着2块钱2升的清蓝大水、抽着5毛钱一根的散烟，今日有钱今日花，“打一天工，玩三天”。

“在调查中，我们当然遇到过‘三和大神’，但不可否认的是‘三和大神’不足以代表 ‘三和青年’这一整个群体。”田丰说，社会学和文学最大的一点不同在于，文学可以聚焦个体人物的故事，但社会学必须关注群体的平均或整体状况，必须用足够多的样本进行论证。

在来这次工作坊之前，他特意读了文珍的《寄居蟹》，也是一个讲述“三和大神”的故事。他玩笑说自己的第一个读后感是“文学创作比社会学调查容易好多”，“其实这个故事在我们的调查里出现了，但按照社会学的学术规范，它没能出现在最后的书写中，因为找不到足量的相同案例。一般一次社会学调查下来，最后能在论述中使用的资料往往不超过总量的30%。”

但他也发现，和文学相比，社学会缺少了写作者对人物情感的关注，太强调“情感中立”。“如果让我重写这本书，我或许会融入更多的情感。”田丰说，“我现在也会想，如果社会学适当地加入情感，我们的研究成果或许能更好体现人物的境地与社会的变化。”

“非虚构文学是应该学习社会学这种理性的思维，但如果非要像社会学那样归纳总结些什么，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梁鸿说，因为文学最终的任务不是归纳和总结，而是深入和发散，最终不是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告诉大家还有很多可能的方向，复杂的矛盾。

袁凌也提到，《寂静的孩子》获奖后曾有媒体采访他，提纲上十有八九是社会学问题，他因此拒绝了采访。“如果仅仅从社会学的意义肯定这本书，我觉得没啥意思。”

文学向非虚构敞开，是因为虚构出问题了？

十年前，《人民文学》杂志开辟了名为“非虚构”的新栏目，并启动“行动者计划”，吁请海内外写作者走出书斋，走向现场，探索田野和都市。

到今天，金理发现各大主流文学刊物的大类除了小说、诗歌，通常就是非虚构了。非虚构文学也向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不断开放，比如在多次文学评奖中，非虚构获奖名目最后都给了历史学者。这好像代表了文学界一种柔软的身段——愿意把视野打开。

“但问题是，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文学模糊，丢失了某种特征，这种特征本应是非虚构文学和其他类型非虚构写作的差异所在，也应该体现着文学的机能和活力。同时，非虚构在吞噬其他文类如报告文学、散文、社会学调查，历史普及读物等的过程中，是否也显示出了局限。”

在他看来，中国近年的非虚构热或许源于一种文学焦虑——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已经无法回应今天的时代，无法和当下建立真实的有效的关联，因而转向非虚构寻求一种帮助。

他还想起路内小说《雾行者》里那个叫辛未来的女性角色，一出场是个诗人，文艺女青年，中间消失了一段时间，等到再出现时变成了在食品工厂做卧底的调查记者，“即便在虚构里，非虚构似乎也成为了对文学、文学气质的一种克服。我困惑的是，大家为什么越来越不相信虚构能够再生产现实？套用欧阳江河的一个标题，大家为什么不站在虚构这一边？烂俗的小说不应该折损我们对小说这一文类的信心。”

袁凌认为，当下非虚构的意义在于它是对“向内”的虚构的一种反驳，非虚构需要写作者向外关心他者的命运。而与散文相比，非虚构对人的命运的关注也更强烈。“但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关心不是要去寻找社会学意义，或者是标本的意义、典型的意义。比如写小人物，不是写他本身，而是非要在他身上找到某种中国人的标准。如果是这样，非虚构就是热热闹闹一场，最后大家各干各的。”

《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直言袁凌对小说、散文的评价带有太多预设，以至于把它们予以简化，而依靠这种简化来反衬出的非虚构的优点，难免可疑。他表示，写作体裁本身并不能决定写作的品质。“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我想最有意义的思考可能既不是针对作为写作处理对象的客体，也不是针对写作所采用的文体，而是针对写作的主体，即谁在写，他拥有怎样的能力。虚构和非虚构都要区分三种叙事，一种是我力图写出全部的事实，写出完整的人；一种是我写出了某些人想看的东西；一种是我写出了仅仅自己有能力看到的东西。一个写作者在叙事的时候，要首先反思自己目前是属于哪一种，后面的谈论才有意义。”

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关键是以何种方式抵达真实

《单读》主编、前媒体人吴琦感慨，在许多文学圈朋友看来，当下中国活跃着很多非虚构平台，但就他这样的经历过新闻教育和媒体工作的人而言，其实对此充满悲观。“那些没办法虚构的虚构，或者是没办法非虚构的非虚构，可能是我们今天更重要的真实。”

亦有许多曾经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人转向了虚构，比如刚出版小说集《美满》的淡豹。她从此前被热议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谈起“非虚构能为虚构提供什么”。在那篇文章之前，大部分读者可能认为骑手超速是为了好评、打赏和绩效，但文中有个有趣的细节：骑手超速时，会有在城市拥堵或逆行中的一种顺畅感——在那一刻超越了红绿灯，超越了城市白领和上班族，掌握了关于城市的知识与空间，也掌握了自己的身体，是城市地图中的“王者”。这与王安忆在小说《乡关处处》中描写的骑电动车的保姆在上海街头超速时的自由感与快乐不谋而合。

和外卖骑手相似的还有在城里打工的“阿姨”。淡豹发现一本写保姆的短篇小说集，里面三分之二的故事都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年轻漂亮的阿姨对城里的糟老头子动了真情。但在现实生活中，阿姨其实要在性骚扰防范上花费很大的精力。她们之中还有人选择只做钟点工而非住家保姆，就是和外卖骑手一样，想要一份顺畅感与透气感。

“所以我想，无论是哪一种写作，都不应瞎编乱造地去表现中国的现实。尤其面对底层、边缘群体时，写作者要打破过往的所有刻板印象，诚实地挖掘他们的生活细节与感受，而非总想着让 ‘我们’去拯救 ‘他们’。”淡豹说。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也认同虚构与非虚构要面临的其实是同一个世界，写作者的焦虑大体一致，“对两类叙事者而言，关键都是如何最大程度地消解写作中的各种限制，去呈现我们心中的真实和意义。”

国民狂欢中，“非虚构”能否凿穿文学和中国现实的秘道

“为什么中国‘非虚构’看起来这么繁荣，为什么前面几位老师对它有那么大的争议，我想这还是‘非虚构’中国的问题。”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汪雨萌说，在来开会的路上，她遇到了一个司机，是一个徐州小哥，小哥主动说自己在去年换了三十份工作。汪雨萌的第一反应是：难道又是一个“三和大神”？

但其实，小哥只是之前一直当兵，比较封闭，出来后什么工作都想试一试。这次车程总共两个半小时。小哥滔滔不绝也没能把这三十份工作一一说完。而这一次谈话也完全颠覆了汪雨萌之前的想象，她感到非常神奇。

此外，在上半年疫情期间，她发现抖音已变成了一片“非虚构的海洋”，上面既有底层人为自己发声，也有“土豪”展示豪宅生活，“就像散文也有过繁荣时期，人人觉得自己可以写，而且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写。如今抖音还有资本流量的作用。”

因此汪雨萌有了一种很悲观的感觉，就是在场的讨论其实完全不影响那些平民写作者、素人写作者参加的这场“非虚构狂欢”，“而且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在内，还是会以景观的方式来看他们的抖音，而不是去剖析他们可能存在的文学性。”

“其实这次工作坊想抛出的问题在于：在所谓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非虚构创作之外，‘真实故事’、‘素人写作’和短视频等等铺天盖地而来。国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非虚构生产，好像把数十年前文艺生产的田间地头换到交际平台，即便它们对真正意义的审美创造并无多少建树，但个人生活史意义的非虚构实践可以作为观察时代风习的样本。更重要的是，以文学而论，被给予厚望的‘非虚构’能不能凿穿文学和中国现实秘道？能否有更大的空间和可能？”何平总结道。

“从这期工作坊的议题来讲，我不是很在乎非虚构和虚构概念的学理辨析，我在乎的是 ‘非虚构’的态度、精神和路径，究竟能不能进入中国的当下和中国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