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如何回应文学创作新问题

五位作家畅谈“新现实主义”与文学形式创新

10月15日下午，“对话十月签约作家——新现实主义与文学形式创新”活动在十月文学院举行，参与本次对话的嘉宾为“第二届十月签约作家”代表范稳、东西、弋舟、张楚、石一枫，主持人为十月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诗人吕约。

对话以“新现实主义”为核心话题分为上下两个单元，五位作家分别发表了对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新现实主义的看法，并从自身创作出发，探讨了如何通过文学形式的创新丰富和发展传统的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文学如何回应时代之新

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而现实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现实主义文学认为文学跟现实、自我、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通约关系，可以对话、可以沟通，甚至可以和解和共识，它还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有一种顺势而变的能力，具有生命力和包容性。

新现实主义则与人类整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态相关，尤其受到现代科学技术的熏陶和影响。这也是第一场讨论的基点和重要背景。人类的生存状态时刻面临着巨变，当代文学如何通过自我的发展和革新把握当下的生活之新、时代之新？“新现实主义”的提出便是为了回应这些文学创作中的新问题。

范稳认为，每一个成熟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都会去试着拓展点什么，“会试着把人们对形式、结构、语言、风格的期望值再提升一下。”但相较于此，他更愿意通过经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他所目及所理解的多样文化形态、民族历史，去为读者呈现作者对生活的新鲜发现。

作家东西则提到了当今社会信息量增大对现实主义写作的影响，他认为现代社会信息量如此之大，相较起来作家就非常弱小，“我们越来感觉到盲人摸象绝对不是一个讽刺的寓意，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事实。”他表示如果一个作家对现实“盲人摸象”，能把摸到那部分清楚地写出来，就已经是很好的现实主义写作者。

张楚认为，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不应该是封闭的。对于“新现实主义”，他说“归根到底，“新”只是一个定语，主体还是现实主义。”石一枫则提出了一种焦虑，即我们到底怎么捕捉这个新的现实？怎么能写出新的现实？他感到了一种“不足够”，“我们经常说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他们留下的丰富的遗产，能够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写得特别细，景物描写、场面描写非常细，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像他们那样仅仅写出现实是这个样子，好像也觉得不够。”

“这一代作家处于文学河流的下游”

处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经历的作家要处理的现实都不尽相同。范稳认为，60后的一代作家通过改革开放，吸收来自世界各种流派、各种文化的熏陶和洗礼，现实主义的出现则颠覆了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认识，甚至21世纪以后，余华、格非、马原这样顶的作家，也在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注重如何讲好故事。新现实主义并不只意味着内容的新，内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生活中的发现和写作内容的拓展才是最重要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一个民族的历史、讲述方式都有助于作品向深度发展。

“作家被称为这个时代的体验者、敏感者、感受者，跟时代密切相关的。现实主义也有非常多的分支概念，直接的、曲折的、无边的，无论是哪一类，要想在信息横流的今天写出一个好作品，都需要超强的写作能力，包括技巧、角度、作家对现实关系的勾连。写作的重点是要落实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心灵。先锋写作对我们创作的技术的影响巨大，我们天生跟现实的关系非常紧密。”作家东西认为。

弋舟认为，这一代作家处于文学河流的下游，此前的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等任何一个流派，都构成今天写每一个字的给养。从先锋的姿态转成一种客观传统的写作方式的时候，必定会有诸多质疑的声音，写作者的信念是要跟现实建立起关系，试图解释和理解世界。从整体时间观来看，今日一定是昨日之“新”，但是都是明日之“旧”，这样骤然降临的现实，需要作家充分调动文学能力才能应对。

张楚认为，现实主义跟时代精神总是紧密相连的，从托尔斯泰、福楼拜、卡夫卡这些大师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特色和作家的态度，同时反思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被时代桎梏的特殊的感受。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不应该是固化和封闭的，更需要作家关心到自己的内心风貌，从中衍生出对时代的理解跟构建。

石一枫则从《围城》中引申出了对“新现实主义”的两个解释方法，第一，“新的现实主义”还属于文学概念，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并列，但是作家在写作时不会，更不应该被这些概念束缚，而要关注文本和创作本身。第二，新现实的主义，其重点是如何捕捉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描述新的现实，在复杂的时代中，这对于作家来说有一定的压力，他们不仅要描绘出现实的样子，更要追问现实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现实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怎样写作“新现实”

现场，作家们也探讨了如何通过文学形式的创新去丰富和发展传统现实主义的问题。

范稳认为：“小说怎么写跟作者的知识构架、性格特征、对形式美的追求都有关系。尤其是长篇写作中，有足够的空间去追求一种结构上的形式美，进而通过形式创造内容，展现文字的艺术张力和审美观念。在我的作品中，我曾尝试做一百年时间轴，以十年为单位形成故事框架，这样就抓住了西藏50年代农奴制改革这一飞跃性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是主人公抗战老兵一生的转变点。”

东西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谈道：“真正的读者喜欢有技术含量的小说，技术的创新和文学形式的变迁是逼出来的或者说是自发的，是作家自救的一种方式，例如改革开放后先锋小说的产生。我的短篇小说《商品》借鉴这一思路，一共分为三节，第一个是原料和工程，也就是爱情、故事加汉字；第二节是产品和作品，即如何产生一个荒诞的故事；第三节就是评论与广告，表现为不断的投稿—拒绝—再投稿的过程，我一个人独立完成了所有的环节，最终被《南方》认可，收进了先锋小说的合集。”

“我写《没有语言的生活》，一个盲人、一个聋人、一个哑巴生活在一个家庭，我就想，如果王朔先生在北京这个地方，他就不会写这样的小说。为什么？他在北京的那些人物都是很会说话，滔滔不绝，他站在北京的角度看广西，他的人物塑造肯定跟我不一样，我在极其封闭的地方，我觉得听不见、看不到、说不出，这就是我要写没有你的生活，这种形式同样是发自内心。”东西说。

弋舟谈到了自己出版的一系列书：《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庚子故事集》，他认为一个小说家的时间观，约等于它的文学性，用中国的天干地支的纪年方式给作品命名的时候，他便从一个顽固的西方的时间观念逐渐调整成为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这种形式上的设计会作用在作品当中，尽管描述的是极其现代的事，但是内在肯定已经发生了变化。另外他提到了“诚实”的重要性，“我是一个什么状态？我是一个什么能力？我是一个什么认知，表达出来就行了，哪怕充满漏洞都没有关系。”

张楚则反思了他这代人写作存在的问题，即创作慢慢趋于保守了。“经过90年代的先锋文学的熏陶之后，其实我们本来应该往前走得更深、更远一些，现在反而觉得往后缩了一步。”但他也努力在写作中做出新的尝试，比如在写《中年妇女恋爱史》的时候，他叙述几个女孩的生活的同时，在每一节后面加了关于外星人的生活。

张楚与先锋创作很有渊源，在大学他读的最多的是先锋小说，尽管那时先锋已经走到了末期，但是这些作家和作品没有失去自己的声音和地位，在写作初期，他主要模仿那一代作家进行创作，但是没有真正的经过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磨炼，总是有点东施效颦的意味，从新现实主义角度上看，他希望自己的写作具备冒犯精神，不要写的跟前辈一样，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结构上，都要有一个追求的目标。

石一枫认为自己是几位作家中最不讲形式的，每次写小说甚至连字数都不知道。之所以不擅长把握形式感有两个长期原因，一是从前学生时代看小说的经历，没有刺激仪式感的形成，而主要关注作品内容，二是开始工作时，一位老编辑主张去掉作品中的形式，他因此形成正序梳理文章写作思路的习惯，因而作品《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等都是一条线叙事，但不过分追求形式带来的好处是，能够更加重视细节语言和人物塑造，作为形式的弥补。

“但是不考虑形式而写作是有风险的，形式应该由小说人物内在动力决定的，形式跟故事是骨肉相连的关系，而不是作家根据我的兴趣爱好发明创造出来的东西，其目的应该是让读者阅读成本低一点，意外收获多一点，这对作家是一个挑战。”石一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