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青三代编译人，坚守马列经典编译阵地

从祁连山麓到金沙江边，辗转千里，不忘刻苦攻读马恩著作；从青葱少年到华发萧萧，一生坚守，一字一句打磨润色推敲……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五研究部的专家们，树立起马列经典编译的光辉典范。如今，中青年业务骨干们接续薪火，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道德风范，融入经典编译事业。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一个位于京城繁华地段却显得异常宁静的院落。这里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五研究部所在地，聚集着一批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的学者。韦建桦就是其中一员。自1978年起，他已在这里耕耘了42个春秋。直到今天，当他伏案工作、掩卷沉思时，还会想起1978年的四川攀枝花，想起在简朴招待所里的那番对话。

“在这里，我找到了守志报国的阵地、安身立命的家园”

1978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以下简称“中央编译局”，第五研究部原属机构)招收编译研究人员。经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严宝瑜教授推荐，编译局专门委托副局长顾锦屏来攀枝花，考察韦建桦。

韦建桦1970年毕业于北大，先被分配到甘肃武威农场，后来调到攀枝花钢铁基地。从祁连山麓到金沙江边，风雨八载、辗转千里。他种过果树、烧过砖瓦，当过机关秘书。不管做什么，他都努力利用一切机会研读马恩著作。

清晨，在激流汹涌的金沙江畔，他高声诵读德文版和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领会原文要旨；夜晚，在川滇交界的吊脚楼里，他对照中德文本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体悟译文妙笔。那些艰苦岁月里，马恩著作始终是他心中的灯塔，而经典译本的诞生地——中央编译局，更是他向往的地方。

在攀枝花招待所，韦建桦见到了顾锦屏，向他汇报了多年来的学习体会，并借此向顾老师请教有关马列经典作家生平、经典理论要义和经典著作翻译等问题。顾锦屏一一解答，又仔细翻阅了韦建桦所做的笔记和卡片。顾锦屏喜出望外，他没想到：“大山里竟然还有这样一个熟读马列经典的年轻人！”

临别时，顾锦屏交给他一篇德语文献。那是德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弗里德里希·列斯纳撰写的回忆马恩的文章。韦建桦回去后彻夜未眠，将文章译成中文。翌日清晨，他将誊清后的译文交给了顾老师。顾锦屏读后，发现译文准确又流畅，内心深处觉得不虚此行。他希望这个勤勉又热诚的年轻人，能尽快加入队伍。

在此之前，韦建桦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生考试，准备师从冯至教授攻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1964年，韦建桦从江苏省扬州中学考进北大，被分配在德语专业。那时，他对学习外语没有思想准备，一度感到犹豫和彷徨。一次新生座谈会上，系主任冯至特别强调：“德语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母语，希望你们当中有人立定志向，学好德语，为翻译和研究两位导师的光辉著作贡献智慧。”

冯至的话深深地震撼了韦建桦。从此以后，他刻苦学习德语，锲而不舍地阅读马恩著作。革命导师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深刻阐述、对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像一缕阳光充盈着他的内心，使他在一片喧嚣和混沌中，始终保持冷静、清醒和坚定。

1978年初秋，韦建桦几乎同时收到了社科院的录取通知书和编译局的商调函。最终，韦建桦选择了编译局。冯至赞同他的选择，并在以后的工作中给予了支持。韦建桦一直铭记着冯至的话：“经典著作编译，事关指导思想和前进方向，使命光荣、任重道远。”他想起了中国古人的名言：“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在韦建桦心目中，冯至是身兼经师与人师的卓越学者。

1978年10月，韦建桦终于走进中央编译局。他说：“在这里，我找到了守志报国的阵地、安身立命的家园。”

“将编译事业视为崇高的使命，在其中实现人生价值”

与韦建桦的一波三折相比，顾锦屏进入编译局工作顺理成章。

顾锦屏出生在原江苏省崇明县(现上海市崇明区)，从小在江边长大。江南水土肥沃，收获时节满眼是金黄的稻浪。“难道让孩子耕一辈子田吗？”在上海纱厂做过工的母亲希望儿子去外地上学。

1947年，顾锦屏考上了名校格致中学。格致中学好是好，但学费贵。最终，顾锦屏选择去了江苏省立太仓师范，因为可以免费入学。1949年5月，太仓解放了，顾锦屏和同学们群情涌动，有的参军，有的到地方挥洒汗水。

顾锦屏偶然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华东革命大学附属上海俄文学校招生，国家急需俄文人才。他跟几个同学步行二三十里到昆山坐火车，辗转去上海考试。最终，16岁的顾锦屏被录取。“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参加了开学典礼，动员我们学好俄语。”从此，顾锦屏埋头学、刻苦学、发奋学。

1951年9月，中组部要调25名同学到北京工作。“不可能有我啊，我当时那么小。”出乎顾锦屏的意料，他被选中了。一个星期后，刚满18岁的顾锦屏和同班同学周亮勋一同北上，进入了编译局工作。

在局里，所有人都叫顾锦屏“小孩儿”。他被分到哲学组，翻译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顾锦屏蒙了，他对哲学一窍不通，唯有边干边学。顾锦屏每天泡在资料室，既学俄语，也学理论。

掌握语言和理论后，顾锦屏迷上了哲学。列宁《哲学笔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等的翻译、修改、校订，他都是重要经手者。

时间在笔端、纸面呼啸而过，当年的杏花春雨江南，换做北方长街卷起的千堆雪；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也早已华发萧萧。前些年老同学老同事周亮勋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给他很大刺激。老周有心脑血管病，但经常因为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的斟酌，忘记吃饭休息。

在编译局，这样的老同志不少。怀着一颗红心来，留下卷卷书香去。“岁月待我不薄啊，到现在这个年纪，还能干着自己喜爱的工作。”87岁的顾锦屏说话没那么利索了，但精气神儿仍很足。

因为业务性强，编译局有“以老带新”的传统。如今，韦建桦和顾锦屏每天仍到单位来，编书译稿做研究，帮年轻人改稿。1998年参加工作的徐洋，当年“以老带新”的老师就是韦建桦。“他们是将编译事业视为崇高的使命，在其中实现人生价值。”徐洋说。

“编译工作不是仅仅查查字典、给词语搬家，而是要忠实反映原著的科学内涵”

编译之难，徐洋深有体会。他曾承担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编译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精通多种语言，据不完全统计，马恩著作约65%用德文撰写，30%用英文，剩下的用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丹麦文、保加利亚文等语言撰写。

同时，马恩著作涵盖的科学领域极广，涉及哲学、经济、政治、法学、史学、军事、教育、科技、新闻、文艺等各学科。“编译工作不是仅仅查查字典、给词语搬家，而是要忠实反映原著的科学内涵。”韦建桦说。

编译时，徐洋发现马克思的手稿中有大量英文法文，还有在大英博物馆摘录的17、18世纪出版的书籍的引文。“很多句子都太艰深了，只能请教韦老师。”

徐洋把问题理出来，A4纸小四号字打印，有100多页。韦建桦当时正忙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某些卷次的审定，他放下手头工作，用清晰工整的行楷字，在纸边标注自己的回答，以及对徐洋译稿的修改，并注明修改原因。

除了编译，韦建桦也在思考如何让当代中国青年更加真切地感悟革命导师的人生境界。为此，韦建桦主编了《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这些作品理论感召力和艺术感染力兼具。

近年来，一批年轻人加入了第五研究部。1988年出生的高杉是其中一位。最近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研讨会上，高杉等年轻同志提出的学术问题、撰写的讨论材料得到了韦建桦的高度评价：“年轻同志功底扎实，工作严谨。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的传统正在延续，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前景光明！”韦建桦说。

点亮生命的信仰之光(记者手记)

马列经典博大精深，如何用汉语准确、科学地翻译革命导师著作，第五研究部的编译家们用一本本译著做出了回答。

编译工作是寂寞的。一盏灯、一杯茶、一支笔、一沓纸、一摞书、一个悠长的夜晚，这是编译人在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写照。他们不在意外界的喧哗，只坚守内心的宁静。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寂寞中坚守，并将这种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那就是内心深处信仰的力量。

一个有信仰的人，哪怕再艰苦的工作、再寂寞的时光，他都能感受到富足和快乐。岂曰无碑，译著为碑。何用留名，人心即名。在一代代编译家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坚守信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