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荆永鸣：异乡人的北京

最近，“异乡人的北京——荆永鸣小说分享会”在京举办。此次活动既是荆永鸣小说的分享会，也寄托了作家好友们对荆永鸣的怀念。

2019年4月11日，作家荆永鸣在四川宜宾逝世，享年61岁。本次会议主办方《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表示，本想在今年4月举办怀念会，因为疫情原因一直未能如愿。这也成为本次讨论会的举办初衷：“我们现在静下心来重新读他的作品，怀念这个人，最好的方式还是用作品的方式。” 

荆永鸣描绘北京“外地人”的系列小说，是当代京味儿小说的重要收获，也是对京味儿小说的拓展。作家、文学评论家陈建功、刘庆邦、孟繁华、宁肯、陈福民、谢玺璋、兴安、凸凹、徐迅、李云雷、石一枫、文珍、赵文凯、邢春、秦万里、宁小龄、杨晓升、刘玉浦等，出席了本次分享会，并就荆永鸣笔下“外地人”的北京生活，从不同角度展开讨论。

荆永鸣生前系北京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煤炭作协副主席、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曾获全国煤矿文学创作“乌金奖”，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短篇小说《外地人》获“新世纪第一届北京文学奖”、《小说选刊》奖，中篇小说《北京候鸟》获《人民文学奖》，并有部分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

记忆中的荆永鸣

现场多位作家都曾谈及曾对荆永鸣的小餐馆印象深刻。在小说《纸灰》中，荆永鸣写：“我开的餐馆是在一条胡同里。胡同很窄。两旁是清一色的老式住宅。胡同也不长，一端是宽阔的马路，一端是一条商业街，繁华得很。人从胡同里走出去，豁然开朗，如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荆永鸣的餐馆不仅仅是一个营生，更是他体验和观察生活的地方。

荆永鸣

从王府井到沙滩，又到南长街，最后是开到房山的窦店，多年间，荆永鸣一直在经营着自己的小饭店，他的餐厅是各种作家聚集的地方，也成了其小说里的核心地点，店里的厨师、服务员、收废品的、保安等各种来京谋生的社会底层人物成了小说里的主人翁。他观察一个人的举止，从言行、点菜、喝酒的姿态，就能判断出这个人的身份。他和厨师、服务员都建立了友谊，能相互交心，一起吃饭、喝酒，而不是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我在煤矿工作二十多年，对那里的一切熟视无睹。到了北京这样一个陌生环境里，反而助长了我的想象力，只要走进北京胡同，觉得到处都是故事。”荆永鸣说。

他的一位好友回忆道：“小餐馆在荆永鸣的小说里类似于老舍的茶馆，他让小说中的各色人物在这里集中，来来去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人物。他当然没有因为这个餐馆而发财，但是他在北京站住脚了。关键是他找到了他写作的场景、人物、视角和方向。他说，对于这个城市我们毕竟属于候鸟这一类，担心总是多于幻想，谁知后事如何。小说中那个花了两万块钱代价当了三个月老板，最后被拆了的那个故事让人辛酸，还有《出京记》也是在餐馆，月月从农村来到北京，恋爱、结婚、离婚最后回到原点，也是很多北漂打工人的命运，他们挣扎过，也快乐过，由此走向了成熟和坚强。”

情深不寿，慧极必伤是残酷的谶语，荆永鸣似乎以自己的古道热肠在各种事业中，当然尤其是他最喜爱的写作事业中投入太多，他关怀每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他的小说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俯视的距离感，是十分的真切。多年间，他不仅以自己的小餐馆让同样流落在北京的各种怀着作家梦的写作者们提供据点，甚至也想到了作家们的身后事。荆永鸣的朋友史长义回忆，他还曾陪着荆永鸣走遍了房山几乎每个乡镇，就为了建立中国作家公墓。

荆永鸣不幸离世时，陈东捷也在场，他回忆，荆永鸣的身体之前也曾出过状况：“之前他在房山住院，说长了一个肾结石，医生让他做手术，我说你这个没问题，多喝水，多跳就能解决。当时我还问医生是不是多喝啤酒多吃西瓜也行？医生说也可以，后来他的肾结石还真的好了。再后来他眼睛就不好了，得了飞蚊症，也不能看书，看手机也很费劲。我听嫂子说他老在家发脾气，确实他情绪非常焦虑，后来才知道他心脏有毛病，很严重，之前他们已经帮他在阜外医院找了一个专家，临了又不去了，他说我才不开膛破肚。”

就是在去一次文学活动的路上，荆永鸣坐飞机又坐中巴车，一路上还是很多欢笑的。就在陈东捷刚见到荆永鸣时，“我从一边走过去迎他，只差两步就要握手的时候，他就蹲下去了，说不出来话。我说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我们送他去医院，我不停地说再抢救再抢救，最后还是不行了。”陈东捷说。

荆永鸣的内蒙古老乡、评论家兴安回忆了他送别荆永鸣的时刻：“他的告别会结束后，我们跟着送、他到墓地，默默地看着他的骨灰埋入地下，立了一个黑亮的墓碑，在阳光下闪着光立在那里。走远之后，分不清哪个是他的了，感觉跟那些墓碑群融在了一起。永鸣的小说里，爱过、恨过、同情过也赞美过这些人，但是这一刻他与这些人融为一体了，感觉也是一种回归。”

“异乡人的北京”

陈建功认为，荆永鸣从煤矿工人的身份走到北京文化界这样的变化有非常大的意义。“我经常说永鸣要是就在老家，不到北京来，他就没有这么多的阅历，他就没有漂在北京闯荡的这种感受，当然也就没有那么多朋友了。永鸣的经验表现了一个作家需要时时对于文化的观察，永鸣在饭馆里经常表演的角色就是跟人家四面八方到这儿来喝酒的侃爷们、酒鬼们瞎侃，他体会的是生活经验，不是泛泛的谈的，而是自己感受的经历。”

《北京时间》书影

杨晓升回忆：“我昨晚看他的第一篇《外地人》系列，一个外地人带着妹妹推着车子被城管查抄，然后哥哥一巴掌打到妹妹，妹妹就哭，一哭使得城管心软了。就这么一个细节，过后事情过去了，妹妹的怨气消了，到最后还觉得被打是好事，他们继续可以推着小车去卖菜。这种细节我觉得真的是靠想象不出来的，还有他在《北京文学》发表的一篇《哭啥》，写的老陈这个人物下岗了最艰难的时候，在出租车里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北京的司机听了以后说：哭啥，有什么可哭的。人家是身心疲惫，经历过这么大的情感打击，还有生存的压力，在一个北京司机面前是轻描淡写说出来的这么一句，这种情感的反差让人读了以后很难受。诸如此类的情感的东西，靠他感同身受去体验、去发现、去捕捉出来的，这是他最大的特点。”

现场嘉宾们也谈到了荆永鸣影响最大的小说《北京候鸟》与《北京邻居》。

宁小龄说：“我曾经约他的第一篇中篇小说《北京候鸟》，那时候是非典时期，他的餐馆不经营了，他说是趴在床头写的，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北京候鸟》的成功，让荆永鸣成功转型成为一名作家。”

谢玺璋谈道：“《北京邻居》写的几位人物都是过得比较难受的，包括写的稍微条件好一点的北京的房主、房东也一样，也不是很好，大量的下岗工人，家里面没有什么背景。而且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全部都是这种小人物，开餐馆的、搞拆迁的、捡破烂的，都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写出了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的真实感情和生存状态，是可以作为历史文献进入历史的叙事的。他的小说给我感觉笑中有泪，苦中有乐，但同时你也觉得里面又有一种情感在里面，像《白水羊头葫芦丝》那两个人的状态和心理。包括他写了好几段爱情的故事，我觉得都很有味道，不是那样一种我们想象的现代爱情的描写。”

宁肯在发言中回应了“异乡人的北京”这个主题：“我常感觉自己漂在北京之上，没有根。但是永鸣的小说真是扎根在北京，而且根系很密集。读他《北京候鸟》里写开饭馆，一开始怎么要来北京，经营饭馆多么不容易，家里面都觉得他发大财了，投奔他来的，要钱的。一看这个，我觉得太不容易了，还有进菜，中间出现点变故，菜又贵了，最后不在饭馆干了，又跑到南城汽车站给人拉活等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也是一种生机，北京的生机，你从荆永鸣的小说里面读出来了，那种苦难、那种挣扎、那种怎么生长、怎么发芽、然后一步一步在北京这么扎住了，最后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