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心事》：底层爱情故事

最近，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刘庆邦出版了最新的短篇小说集《心事》。

《心事》在其作品中是一个特别的策划，刘庆邦介绍，这本书收录了他在四十年间写的22篇爱情小说，也是他半生所观察到的爱情故事和对爱情的思考与理解。最近举办的“生活大雾，爱就是能见度——《心事》新书发布会”中，刘庆邦对新书进行了分享。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九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分别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得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艺术界“银熊奖”。

发布会中，刘庆邦谈及，如同之前的作品一样，他持续关注矿工的爱情。“这本书也收入了大量矿工的爱情小说，我说生活是矿井，爱是矿灯。通过矿灯指出一线光亮，我们才有了温暖。”

评论家贺绍俊认为，刘庆邦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

“我把矿工称为一个特殊的生态群体”

刘庆邦长期以来都在描摹矿工，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我在煤矿生活了九年，对煤矿的生活比较熟悉。我在农村长到19岁，在农村当过农民。我写两方面比较多，一个是农民，一个是矿工。写农民的生活被雷达老师称为‘季风’，我写矿上的生活被雷达老师概括为‘地火’。比较起来，我在当农民的时候，农民的生活已经比较艰难、困苦，到了煤矿以后，矿工跟农民的生活比较起来应该说更沉重，我称它像‘炼狱’一样的经历，所以我会长期持久地写煤矿。”

“我兼职中国煤矿协会主席，还有机会经常到煤矿去，跟矿工保持紧密的联系。此外，我割舍不开与煤矿的一种情感。所以煤矿生活我还会持续写下去。听说煤埋藏越深越纯，发热量越来越大，我就是在矿井里继续深入开掘，希望自己像采煤一样，写出来的小说也是越来越纯，发热量越来越大，自己的期望是这样。”刘庆邦说道。

煤矿系统近年来涌现出非常多优秀的作家，刘庆邦认为这和煤矿的整个环境、生活有关系，“我把矿工称为一个特殊的生态群体。他们特殊在哪儿？他们要在地底下，在黑暗中劳作，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每天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这样形成了他生态群体的特殊性。文学总是跟大自然抗争联系，矿工跟大自然抗争特别严酷。”

刘庆邦说，“煤矿总是要表达男女之间的关系，矿山恰恰就缺少女人，矿工对于女人特别渴望。还有文学总是要表现生和死，矿山的生活离死亡特别近，和死亡打交道特别多。这些就构成了得天独厚。你对哪方面题材得天独厚，我认为矿工是得地独厚，地特别厚，厚到几百米，泥一层、水一层、沙一层等等，煤矿的矿工是得地独厚。后来很多知青到煤矿参加工作，他一下改变了矿工的结构。过去很多矿工大多数是不识字的，很多文盲。进去一批知青之后，特别是老三届，我们这一批，不甘心只做煤，不甘心只做体育劳动，不甘心这种外在生活，他还希望有内在生活，希望还有精神生活，于是拿起笔来搞创作。”

学者张颐武认为，刘庆邦似乎无心把自身作为一个特殊的能指卷入文学的浪潮之中，他似乎远离任何运动和潮流，他安然地处于文学的边缘之处，但他却又是无法忽略和抹杀的“边缘”，是活跃的、不断参与、见证、化解和重组着文学的活动。刘庆邦用他平易的讲述和自我指涉的智慧，提供了一种特具本土性的叙事方式。

改编成电影《盲井》：真正展现了中国底层的现实

由王宝强主演，根据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得了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艺术界“银熊奖”，这也使得《神木》成为刘庆邦最广为人知的小说。

谈及《神木》改编的幕后花絮，刘庆邦说《神木》来源于一篇报道，“当时我在中国煤炭报工作，我当副刊部主任，我们有一个记者写一个报道，这个报道题目叫《惨无人道的杀戮》。这种报道反映了中国非常严酷的现实，就是对金钱的追求，扭曲了人的心灵，大鱼吃小鱼，完全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特别让人心痛。这种情况下，看了报道不够，我想把它写成小说，读者面更大，影响也更大一些。我也曾专门写文章讲从真实到虚构的这个过程。”

刘庆邦谈了很多关于电影改编的细节：“导演叫李杨，他看了这个小说想拍成电影，他当时正在德国学导演，他找到我说想拍成电影。他说我还是一个学生，没有钱。我说没关系，我对他当时能不能拍好也不抱很大希望，我说你就拍着玩儿吧，转让费就是一万块钱。给他以后，他就开始拍，找到的演员是王宝强。王宝强这时候是一个北漂少年，成天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坐着等，等能不能演一个群众演员，如果能演群众演员，他可以挣一个盒饭，除了挣盒饭还可以挣10块钱。因为我的小说里写到一个少年，李杨看到一个少年在这等着，穿得也不好，脸上长着雀斑，觉得他很合适，这少年就是王宝强。李杨跟王宝强说可能要去煤矿拍，要吃苦，王宝强说那也没关系。王宝强真是吃很多苦，把这个电影拍下来。”

“因为有了这个电影的传播，小说《神木》被翻译成很多语种，先翻译的是法文、意大利文、英文、日文，还有西班牙文。我觉得它可能沾了电影的光，电影传播太厉害了，覆盖面太大。”刘庆邦说。

初恋故事

回到这次小说的主题——爱情，在刘庆邦看来，爱这个东西最难说清。“因为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是一种心灵化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比较虚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爱情指南来指导我们怎么样爱，也没有爱情的教科书指导我们怎么样爱。因为所有的爱都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它没有标准件，它不是一个科学的东西。爱情是我们一种感觉，一种心灵化的东西。”

“爱是一种特殊的生命体验，它发乎生命的本能。不同阶段的爱是不一样的，有的最强烈的爱都是跟生死相连的，他可以为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甚至是牺牲。我们能想起来的很多爱的故事，差不多都是以悲剧告终的。中国古典的四大爱情都是以悲剧告终，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一些名著，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小仲马的《茶花女》等等，好多都是以悲剧告终的。“刘庆邦说道。

刘庆邦还与现场的观众朋友分享了自己的初恋故事：这个初恋发生在我初中二年级。我跟一个女同学，就是目光的交流，她看我，我看她，假如看不到，一下就很失落。阴天下雨了，女同学晚到教室一会儿，就坐卧不安，女同学终于来了，我心里放下了。爱到这种程度，没有任何表白，只能互相看看，只能是目光的交流。我不管什么时候，我只要看她，就发现她在看我。我看她的时候，她好像显得非常羞涩的样子，这就是她的一种反映。快要毕业了，快要分手了，想到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面了可怎么办？然后我开始睡不着觉，也吃不下饭，每天吃饭不想，最后开始头晕眼花。

然而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最终还是以各奔东西告终，刘庆邦认为，当时就是不能付诸行动，“这个不能仅仅归咎于一个社会的压抑，不能仅仅归咎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当时的环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突出政治，文字里不许出现爱情，所有文艺作品女主角都是单身。你说爱，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修正主义的。这种因素是有的，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于我们是一种压抑。还有就是我们常常有一种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要求我们和女孩子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说得好听一点，你要含蓄，要委婉，如果你很直白，好像显得你很轻薄。长期以来形成这样的观念，不敢轻易表达对女孩子的爱，只能埋在心里，连肢体的语言都没有，是通过眼神来交流。这种原因还有可能是自己对爱的敬畏，好像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样，而停在精神层面，不能突破这个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