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书店会议记录里的中国出版史

11月17日，《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新书发布会暨专家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今年10月，由上海韬奋纪念馆编著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份记录的时间跨度自1939年2月24日至1940年5月8日。在这段岁月里，生活书店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各项业务蒸蒸日上，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局之后的第六大书局，而且发展势头强劲，令同业瞩目。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

生活书店诞生于1930年代民族危难之时。《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完整呈现了生活书店在抗日战争中迁渝后的发展历程及管理细节，它以第五届渝地社员大会记录为起始，包括第五届理事会会议记录、第五届常务理事会记录、第五届人事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五届监察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五届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这一时期，生活书店一切工作的总原则为“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出版了大量适应抗战需要、服务大众文化的书刊，为宣传、动员、支持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一份《生活书店1939年度工作计划大纲草案》，生活书店计划在那一年出版新书739万字；定期刊物除已出的七大杂志外，视能力再陆续出版通俗刊物、抗战画报、儿童刊物和少年刊物若干种；审查已出版的全部书籍，分成畅销书、次销书、滞销书、绝版书四类，除绝版书暂停印行外，其他各类按一定数量予以重版发行……连营业额，都有具体目标：希望增加至100万元，内本版书占60万元，杂志占15万元，外版书刊占25万元。

来自韬奋研究会、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专家学者肯定了《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的出版意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周武梳理道，“八一三”事变后，生活书店总店被迫西迁汉口，发展重心由上海转移到内地。1938年8月1日再迁重庆冉家巷16号。1939年5月3、4日侵华日军对重庆大肆轰炸，冉家巷遭严重破坏，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及分店大部分存书物资在同仁的努力下连夜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学田湾新址。此后，学田湾总管理处就成为生活书店全国网络的中枢，指挥全体同人在艰苦困难的战时状态下不懈奋斗。

1939年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同人正在抢救财务，并转运至安全处。 本文历史图片来源：上海韬奋纪念馆

从1939年2月24日至1940年5月8日，前后虽仅一年又两个半月，但在生活书店历史上却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段岁月。在这段岁月里，生活书店举行了社员大会，通过了新社章，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结束了由“临时委员会”主持社务的历史。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就曾对邹韬奋说：“全中国出版家有成绩者仅尔我两家。”并大赞，“我馆里干部老了，你店却全是青年干部，真是了不起。”

但是，生活书店这种发展势头并没有维持多久，即接连遭受侵华日军轰炸和国民党当局的双重摧残，大批分支店或毁于兵燹，或被查封。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建立的56个分支店，除5处因战局关系而自动收歇外，其他45处都先后被封闭或勒令停业，仅剩下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曲江6个分店。

国民党查封生活书店衡阳支店、新知书店衡阳分店，职工十余人被捕，43天后取保释放，在旅馆留影（1940年）。

生活书店响应号召为前线战士撰写慰劳信并组织竞赛，黄宝珣一组以642封获首奖（1939年6月。前排左起：孙明心、黄宝珣、张知辛；后排左起：张志民、张锡荣）

生活书店西安分店门市部内景，开架售书为生活书店特色。

生活书店昆明分店门头广告

周武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书店维持尚且困难重重，更遑论发展。但生活书店并没有倒下，依然在极其艰困的条件下进行顽强抗争和不屈“苦斗”，并竭尽所能“供应抗战需要”的精神食粮，以“生活精神”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出版传奇，“生活书店不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出版社，但它有自己的独特追求和情怀。”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是“韬奋纪念馆馆藏文献”丛书第三种。上海韬奋纪念馆成立于1958年11月，在建馆六十周年之际启动馆藏资料影印计划，首先影印出版的是生活书店会议记录。这批档案信息量大、自成体系，且保存相对完整，颇具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此前已相继推出《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

邹韬奋在重庆主编《全民抗战》期间为张维元题词（1940年）

第一册《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的起止时间自生活书店在沪创立后第一次社员大会召开起，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止。社员大会、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会议记录记载了生活书店初创时期民主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完善，社务情况及人事变动等事项；第二册《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的起止时间为1938年1月3日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到1939年4月临时委员会结束，记录了替代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三个机构职权的临时委员会，在战争动荡的特殊时期处理社务、业务和人事等情况。

周武说：“出版社的会议记录鲜为外人所知。我个人认为，这套生活书店会议记录是近年整理出版的最好的出版史文献。它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出版文化，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

上海韬奋纪念馆馆长赵书雷表示，期盼这批影印档案能让更多人了解韬奋及生活书店同仁独特的经营理念和民主的管理运营机制，能为近代文化史、社会史及新闻出版史研究提供更多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