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应该写真实的乡村，而不是虚构一个世外桃源

日前，第四届“诗探索”中国春泥诗歌奖颁奖活动在山东平度举行。获奖诗人管清志写的一首诗里有这么一句：“我至今无法/把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称为往事/依然无法/把一个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叫做故乡。”这几句诗多少代表了有着乡村生活经验的当代诗人面对自己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的复杂心情。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发展，打工潮掀起，以及新媒体的普及，中国乡村发生了前所未见的巨变。相应地，许多有着乡村生活经验的当下诗人的文化意识和写作观念，也很难只是停留在如“乡土诗”和“新乡土诗”的层面上。换言之，这样的诗歌命名，已不能涵盖当下诗人书写中国乡村题材诗歌的精神内核。所谓“乡村诗歌”的概念也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虽说是提出者注意到当下乡村诗歌写作有了新气象，需要有新的命名，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当下乡村诗歌，乃至中国新诗写作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通过讨论与艺术批评，提示与警醒一些形成惯性的，追逐表象的写作者，促使乡村诗歌写作水平在整体上有所进步。

作为本次评奖委员会主任，《诗探索》作品卷主编、诗人林莽直言，如今一些没有进入新诗写作状态的作者，一写乡村就是世外桃源、田园美景，丝毫没有现实生活的真切的影子，也与诗人自己的体会无关。而一些有了一定写作经验的作者，依旧延续前十年的写作内容与方式，土地、田头、父母的穷苦艰辛以及表层化的描写，夸张、漫画化的乡村景物，除了概念化的乡村，根本没有新的发现和世界在变化中的感受。还有一些似乎超越前两者的写作者，因为自身没有真切的心灵体验，只用一些所谓的现代语言技巧，写一些貌似现代的“乡村生活”，既不朴实，也和现代艺术无关。

在诗歌评论家曹安娜看来，这些问题的存在，多多少少和诗人们没能在现代诗歌的多视角探索中发现乡村有关，缺少发现，就很难有新意。她在次日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乡村诗歌高峰论坛上发言指出，现在已经没有纯粹的乡村，也没有单纯的农民了，在如今这变动的时代，有多种可能性，有挣扎也有奋斗，有堕落也有蜕变，有绝望也有期望。诗歌如何与这样的时代相适应？“这不是说诗歌写作得跟上时代的问题，而是你就在时代中，你在体验此时此刻的存在。乡村的变化肯定与你有关，书写乡村的诗人不能不正视内心的复杂感受，不能不思考如何用诗歌表达自己独特的观察与思考。如何表达出现代人的复杂性感受，这是一个很大话题。我认为凡是优秀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视角是一种局限性，也是独特性所在。而视角与诗人的生活经验有关，也与独特的思考有关，与他们对时代和生活的敏感度有关。”

的确如此，获奖诗人龙少的组诗《寂静》虽然写的是相对传统的田园诗歌，却能让人眼前一亮，就在于如《青岛文学》执行主编高建刚所说，她体现了自己的诗歌修养，也有比较独特的视角和思想理念，也因此她的获奖组诗诗意旷远，呈现出当下村庄别样的意境。以龙少的理解，写乡村诗歌，更多的时候是给自己找到一个“远方”的过程。“它存在于你的生活，又高于你的生活，和你周围的环境，生活的认知息息相关。”她进一步认为，写乡村诗歌，也是一种让自己回归的过程。“自己在那里度过的美好岁月，回不去了，而故乡因为开发，也已经不是儿时的故乡了，但我的文字，我的诗歌时常替我回到那里，回到自己美好而无忧虑的年代，而回忆本身就是一种安静和寄托自我的过程。”

某种意义上说，龙少的诗之所以获得好评，就在于她如评论家桂鱼所说有一个确切的指向，不只是简单停留在对乡村的表层认知上。“如果没有指向，无论采用多么高超的技艺，都无法粉饰诗歌的平庸。或者说，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精神内核，技艺的过度使用，反而是一个反效果的存在，它用‘能指’层层拆解掉了‘所指’，但解构之后却做不到重构，这就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了。”

与此同时，桂鱼也从龙少的组诗中看到她受了美国第一任桂冠诗人罗伯特·佩恩·沃伦的影响。“尤其是《经过》和《寂静》这两首诗，与沃伦的《世事沧桑话鸣鸟》非常相似，傍晚、水塘、鸟鸣、石头、平静，这些意象是美国田园诗里常见的元素，不仅是沃伦，在玛丽·奥利弗的诗歌里也时常可见。”在桂鱼看来，如何去有意识地摆脱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应当成为每一个诗人在日常写作中的内在检省，或者再严格一点，应当成为一种自我要求。“乡村写作要走得更远，也要绕开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当你读过了一首非常优秀的诗歌，你要做的是抛弃它，而不是让它走在你的前面，继续成为你的向导。”

而乡村诗歌写作的更深层面，或许当指向获奖诗人甫跃成所说的“写乡村，其实是借乡村的躯壳写世道人心”。在他看来，乡村是现象，世道人心是本质。写乡村，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乡村的人和事，看到内在的、人性层面的东西。“某次小聚，有位长辈说，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他，有些东西能入诗，有些东西不能入诗，他不赞同把什么都写进诗歌里去。但是我以为，以能不能‘入诗’作为筛子，隔着筛网，选择性地看见乡村的一部分，尤其是优美的、抒情的、符合某种文艺规范的部分，那么看见的，其实并不是真实的乡村。”

正因为此，甫跃成主张诗人们写真实的乡村，而不是在纸上虚构一个世外桃源。在他看来，出于道德正确或习惯性审美趣味，而对乡村进行纸上的改造，既是对乡村的不尊重，也缺乏严肃性和批判性，丧失了文学应有的担当。“每个诗人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时代，而不是抽象的虚空之中。即便书写乡村，我们也应当在乡村的框架下直面时代，处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