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鸿:异端的权利——关于主体和语言的自觉

2017-11-28 网络 佚名
收藏

摘要: 在一个制度化的社会中,一切社会制度、社会规则的制订和形成,都是为了获得其自身结构的稳定性。在中国的社会传统中,由天灾或战乱所引起的群体性迁徙的“流民”现象,一直是历朝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社会问题,因为它游离了制度化社会所推崇的稳定性、秩序

  在一个制度化的社会中,一切社会制度、社会规则的制订和形成,都是为了获得其自身结构的稳定性。在中国的社会传统中,由天灾或战乱所引起的群体性迁徙的“流民”现象,一直是历朝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社会问题,因为它游离了制度化社会所推崇的稳定性、秩序化和服从意识。而在1949年之后,建立在户籍和档案制度基础上的社会管理制度,成为了新中国制度化生存的一种基本形态。虽然在毛泽东的那些充满了浪漫主义激情的政论中,出身论、血统论和阶级论经常成为他调侃和讽刺的对象。但是,在新政权所主导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中,整体设计是倾向于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这其中,个体在社会阶层之间能够依照主观愿望的社会身份流动,其可能性近乎为零。严格的户籍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社会个体在空间上的流动,而严苛的档案制度则是为了阻止个体在社会阶层之间的非组织性流动。始于1977年的高考制度的恢复,看似给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带来了一丝松动的迹象,而且,它也确实为一些寒门子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供一种可能性。但是,任何一种通过制度化的设计来改变或调和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努力,必然会带来新一轮的制度性歧视和不公。而王连义、颜承富和程绍勤三人的人生变故,与这种制度性的歧视有着必然的联系。

吴鸿:异端的权利——关于主体和语言的自觉

1976年,“三刀”叁加县文化馆举办的美术创作班。左起:程绍勤(三)、王连义(五)、颜承富(六)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社会中,除了个体私营经济给当时的经济制度带来某种变化之外;在社会阶层的制度性管理中,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下,经由高等院校的门槛而获取“干部”或“专业人才”的身份,成为此时全社会唯一的一个途径。当然,这种“新科举制度”相比之前文革时期血统论和出身论的人才保举制度,固然是一个进步,但是,作为一种“一考定终身”的考试型社会人才选拔制度,它对于具体个体的意义和对于社会层面的影响,绝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那样简单。在彼时的中国,只要通过了“高考”这道门槛,就意味着未来你的人事档案将会进入有别于普通社会大众的人事部门的管辖中,你也将进入到这个国家未来的干部选拔、专业岗位准入的后备库之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获得了“天之骄子”的普遍性社会荣耀,并得到了最高领导人重视的高考制度,与历史上作为替天子选人才的科举制度,二者之间并无本质性的区别。

  正因为高考在当时对于一个个体所能带来的巨大社会荣誉,以及对于改变个人命运的巨大意义,为体现某种“公正性”,所以它必须要设定一些“一刀切”的规定。具体到当时的美术类高考,除了身高、体重达到一定标准才能被视为符合标准的普适性要求之外,色盲、色弱者一律不得报考高等教育中的美术类院校和专业,想必这个一刀切的规定扼杀了多少青年的艺术之梦。王连义、颜承富和程绍勤的人生悲剧性意义,最初即是因为三人都是色盲,因而只能与所谓的“专业”美术职业无缘。

  三人的人生经历在早期有着高度吻合的一致性。首先,三人都是大连金州区人。而金州和大连市区的关系,则有点像老上海县和今天的上海市区的关系一样,都是典型的蛇吞象的关系。前两者都是有着悠久历史沿革的古城,而后两者则都是随着近代的外国殖民的历史在渔村码头和“城外河滩之地”上建立起来的外贸商埠和殖民地。所幸的是,在后来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向新城转移之后,金州并没有被完全郊县化,它的文化传统在民间一直保有旺盛的生命力,而金州版画仅仅是其中一个现象而已。所以,强调三人都是金州人,就是为了说明三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出现并成长起来的。其次,三人都或长或短经历过上山下乡,并凭借着自己在美术上的一技之长成为了地方乡镇的美术能人和宣传骨干,并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对他们后来的人生履历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于振立先生。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三人都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的范围下,报考过专业艺术院校,虽然专业成绩名列前茅,但是因为三人都是色盲,迫于上述的一刀切的专业考试规定,相继无缘于系统的专业美术教育。

  我之所以在文章开始的部分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了中国的高考制度实际所蕴含的“新科举”本质,就是为了说明,至少,在美术类的高考中,你能否被纳入到高等教育体系中,与你个人的天赋、秉性和艺术理想都没有关系,这个制度所需要的是你日后要成为一个对制度有所贡献的美术宣传工作者。它所关心并不是你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而色盲就意味着在这个制度要花成本培养你之前,你已经是一个残次品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制度性歧视。我不知道在历代的大师中有没有人是色盲。我甚至怀疑过一些表现主义的大师可能就是天生的色盲,才导致他的作品中色彩的极度个人化。但是,没有人能考证他们到底是不是色盲,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没有人能有权力检查他们是不是色盲,也没有人能有权力凭借他们是不是色盲来决定他们是否具有艺术创作的权利。但是,在一个专治的社会中,制度性的歧视不仅可以以此剥夺一个个体依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接受专业训练的权利,而且,你在今后也只能以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从事着可怜的业余创作。这就是这个制度的强大和无所不能的可怕之处。所有试图凭借自己的努力,甚至是牺牲了自己的正常家庭生活来作为代价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这个“制度”有所冒犯的异端。而一个异端在这种制度化的社会环境中是无法正常生存的!

  很多人选择了服从,选择了“业余美术爱好者”这一制度和命运所给定的身份。而在这种制度中,业余爱好者不仅意味着是一种专业技能的歧视,同时还是一种思考能力的歧视。也就是说,你只能以一种粗劣而似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技法,表现着一种似乎并无独立思考能力的“群众”的审美和判断。这似乎变成了某种强加在这些人数众多的“业余作者”头上的群体性的风格标签。作为一个业余作者,也只有你的作品符合这种制度所设定的“业余风格”,你的作品才有可能被选入政府性的展览。当然,这在当时也是一个业余作者通过参加政府性的展览之后,在工资和住房方面能给自己带来改变的唯一途径。

注:本站原创内容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收藏

编辑推荐

每日推荐

每周热点

  1. 1吴冠中:关于抽象美
  2. 2陈伟农:水墨的力量
  3. 3写意花鸟画构图浅说
  4. 4杨春华:画“美丽的菩萨”
  5. 5关于古代春宫画的研究

艺术批评

收藏关注

推荐资讯

关于我们联系我们版权说明广告报价羲之传媒专家顾问
返回顶部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