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的当代乡村书写:见土地见民心

2018-11-21 文汇网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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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说到当代文学的乡土书写,浮现在读者脑海的,或许是莫言的高密乡,是陈忠实的白鹿原,是贾平凹的商州,是阿来的嘉绒藏区。在这一批当代文坛中流砥柱笔下,一方土地承载的不止是作者对家乡的深情缱绻,也为大时代变迁

青年作家的当代乡村书写:见土地见民心

说到当代文学的乡土书写,浮现在读者脑海的,或许是莫言的高密乡,是陈忠实的白鹿原,是贾平凹的商州,是阿来的嘉绒藏区。在这一批当代文坛中流砥柱笔下,一方土地承载的不止是作者对家乡的深情缱绻,也为大时代变迁留下历史印痕。

新一代的青年作家,延续了这一书写传统,或是聚焦自己所生长的故乡,或是放眼中国的广袤大地:沟壑纵横的宁夏西海固、蕴藏丰富民俗资源的贵州山区、有“金山银水”美誉的新疆阿勒泰……他们用文字勾勒着祖国版图。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马金莲、肖江虹、纪红建等青年作者的作品中,呈现出乡土书写的新面貌。在他们的笔下,展现出处在深刻变革中的乡村变化、百姓生活,以及地域文化记忆的存续与发展。

这批青年作家的乡土记忆与文学理想,在书写的反刍中不断深化——土地的答案,踩在土地上一步步寻找;记录百姓的真情实感,更需要创作者俯下身来,与他们融在一起。正如马金莲自述:“自己像一粒沙子一样,默默地镶嵌在最低处的地皮里,然后用自己的心跳感受这个群体的心跳,用自己的体温体味大众的体温。”

以个体生活记忆为起点,铺开当代乡村众生百态长卷

从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到中篇小说《长河》再到鲁迅文学奖获奖短篇《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无论篇幅角色故事如何,“80后”回族青年女作家马金莲,因为“固执地写自己熟悉的,难舍的村庄和人与事”。原因无他,在短篇小说集《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的代序中,马金莲写道:“我和我的生活、文字都经历着时代的变迁。时代是大时代,变迁是小变迁,一个人内心的经历和变迁更是浮尘一般的微小。可是我常常耽于一个人的小变迁。这种变迁更直接,更让我纠结和沉溺。”

所以,马金莲在以年代为标题的《1986年的自行车》《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90年的亲戚》《1992年的春乏》等一系列小说里,没有以小见大的野心,没有宏大叙事的格局,似乎就是在老老实实地刻写一个老物件、一位旧人。拿《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来说,故事围绕着奶奶卧浆水、做酸菜打转转,但捕捉到的生动细节与细腻感受,和作为亲历者、见证者的心灵震颤,往往是职业写作者采风很难触及到的。谈及创作留守儿童题材的《三个月亮》,马金莲的创作冲动也来自最朴实的一句:“如果他们是我的孩子,会怎样?”评论家李敬泽认为,“朴素和简单的心,正是一个作家身在人民之中,心在人民之中的展现。”

和从村妇转变为作家的马金莲一样,在开始写作之前,索南才让是只读过四年小学,在草原上挡羊的牧民小伙。尽管没有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运笔还不成熟,可文字里的灵性与对草原生活的真情实感,打动了文学杂志编辑。从草原挡羊到北京打工再到如今回到牧场,几经辗转中唯独没有放弃写作,先后出版的小说《野色失痕》《小牧马人》都围绕着青海的牧民生活展开。新疆阿勒泰则成为李娟绕不开的精神原乡。早年跟随母亲在阿勒泰与牧民一起生活劳作的经历,给了她丰饶的写作资源。对于这些青年创作者而言,写作的起点自于个体的生活经历,写作的冲动来自于与当地乡民休戚与共的情感体验。

尽管青年作家都将镜头对准生养他们的家乡,可相比于前辈作家所表现战争动荡、历史磨难不同,当代中国乡村所经历的变革命题是全新的。这之中包含着城市与乡村的对撞,包含着物质冲突下淳朴乡情所产生的微妙变化,同样也有民俗文化在当代文明冲击下的消解与重建。面对复杂的命题,有的作家从依靠个体经验,转变为行万里路。两年多的时间,青年作家纪红建走过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地的202个村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在哪里,纪红建就背着笔记本电脑和相机走到哪里。围绕这些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他写就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是全景式的脱贫攻坚鸟瞰,同样也是深入村庄肌理的抽丝剥茧。每到一地,纪红建把自己与当地的人和事搅在一起,设身处地地感受百姓的喜怒哀乐,共呼吸共命运,最终才能真实地把他们的心声吐露出来,把文学回馈给土地、回馈给农民。

百姓智慧和对生活的自我修复力,给了作家重新审视文学命题的通道

梳理这些作家的作品会发现,青年创作者对土地与人民的深情,从单一情感、片面现实的呈现,转向更深刻更全面的认知。而这都伴随着对生活的不断深入、对百姓不断了解与文学道路上的自我修行。而在这过程中,百姓面对新生活与生俱来的自我修复能力与千百年积累的生活智慧,令他们反复书写的土地与人情,指向新的文学命题。

宁夏西海固素有“苦甲天下”的说法,一代又一代生活在大山里的回民想要搬出去,摆脱贫困与封闭,却由于各种原因止步不前的家庭多,突围成功的家庭少。近几年,在政府的劳务移民、生态移民政策帮助下,千千万万的山里回民在移民点过上了新生活。眼见着自己的爷爷、父亲几辈人穷尽一生也没有真正实现的“移民梦”,却在政府的支持下仅用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给了亲历者马金莲很大的触动。尽管过去她曾以中短篇小说的形式记录过个别家庭的故事,但是她觉得还不够,她希望把几代人的移民故事以一种更宏大、更全面的视角呈现。长期观察移民点的生活变迁,她发现人们聚在一起,已经形成了新的生活氛围。破碎的东西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慢慢续接上了,甚至形成新的秩序。而再贫瘠的土地,也能打出一口深井,滋养一方乡民。对于文学,同样如此。

不管是《百鸟朝凤》里的唢呐,还是《傩面》里的傩戏,肖江虹爱用笔记录那些正在消失的风物。可就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他的创作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写将逝的民俗,“不是吟唱挽歌”而是 “记录曾打动我们的乡村诗意”。过去一直是在写“对抗”:写城乡对抗、写文明与非文明的对抗。在现在的他看来,文学的去向 “最终应该是和解”,是人与过去的和解,是人与世界的和解。如果说 《百鸟朝凤》的故事还围绕着当代社会的经济高速发展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折射乡村文化面临着解体的危机。那么到了《傩面》,面对傩戏文化的消亡,作者的笔触更为温情与平和。最后一位傩师的离去固然让技艺消逝,可在与他的交往中,挣扎在城市生活与乡土记忆中的年轻人感受到隐藏在傩戏传统背后百姓的生死观,进而选择尊重,进而达成和解。

评论家认为,以肖江虹为代表的青年作家,在关注时代和传统的变迁之时,在断裂和冲突中寻求和解,最可贵的正是他们在和解中找到了“人类怀着诗意和美好继续向前‘赶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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