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百年:歌咏时代灼灼其华

2019-03-05 中国文化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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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诗歌历史悠久,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诗歌在不同的时代都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10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新诗一直肩负解放思想、启蒙观念等重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背景下,

我国诗歌历史悠久,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诗歌在不同的时代都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10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新诗一直肩负解放思想、启蒙观念等重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歌咏新时代、写出与新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成为摆在诗人面前的共同课题。1月6日、7日,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主办的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人士普遍认为,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要以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优秀文化遗产,这样才能写出更多优秀的诗歌作品。

走出自我,与时代同行

唐代诗人杜甫有云:“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这体现了诗人与时代、与大众休戚与共的崇高境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表示:“一个诗人除了有责任抒写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之外,还应该对这个时代甚至人类的整体命运有及时和有效的把握与反映,应该具有精神引领作用和思想的提升能力。这是当下中国诗人应该努力的大方向。这是一个历史的标准,也是时间的标准。”

不少诗人过于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没有考虑将自我的触须向外延伸,接通自我和社会、时代的联系,需要把诗歌从飘渺的云端请回坚实的大地。学者罗振亚认为:“随着诗歌与现实生活接触的点的增多和面的拓展,向日常生活世界的广泛敞开,诗人自然不会再满足于相对内敛的意象、手法的打磨,而是尝试借鉴叙事文学的长处,把叙述作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式,使诗歌在抒情之外开启了新的艺术生长点。”同时也要看到,在诗歌创作中还存在机械反映现实的问题。罗振亚认为:“有人混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误把真情实感的流露当作最高的境界,缺少把实情转换、上升为诗情的意识和能力,在诗歌的构思、谋篇、语言上缺乏锤炼和节制。”

“脱离时代的呐喊,只能是喃喃自语;远离生活的激情,只能是无病呻吟。没有艺术性,诗歌可能滑向打油诗;没有思想性,诗歌就没有生机和活力。”学者刘笑伟说,优秀的诗人是戴着镣铐跳出优美的舞蹈,在探索的路上达到优美的平衡。这就需要将鲜明的艺术特性和强烈的时代气息融为一体,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诗歌作品。

继承古典,助力文脉延续

新诗诞生之初,很好地继承了中华诗词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其精神是入世的,既有《女神》对创造的讴歌,也有《死水》对社会的嘲讽,还有《大堰河》对民众的同情。在朦胧诗出现之后,新诗越来越远离古典传统、大众生活,逐渐向内心的独白、日常生活的扫描和小众化发展,在美学风格上表现为越来越口语化、庸常化,造成的后果是,诗歌越来越远离时代、远离人民,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学者汤养宗说:“新诗走过百年,汉语却在大地驻足千年,无论我们拿来多少外国诗歌的表现手法,最终要回答的是如何在新诗中体现出来。汉语独特的语感、字与字之间的黏合性,是其他民族的语言所没有的。只有捍卫汉语特有的语义结构,我们才有自己,才有世界性,才真正算得上继承和发展了汉语诗歌的优秀传统。”

一个诗人能够称得上伟大,必须对丰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作出杰出贡献,屈原的《离骚》、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等都是如此。刘笑伟说:“我国古典诗词中精微的生命阐发、精妙的审美意境、精简的语言风格、精当的对仗韵律,都值得新诗借鉴。”

新时代诗歌创作要注意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学者张德明说:“回望百年,卞之琳的《断章》、洛夫的《边界望乡》、舒婷的《双桅船》等,是体现我国古典美学特征的新诗名篇。新诗在锤炼语言和词语意义的容量方面还存在不足。在总结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努力做到以言简意赅、凝练节制的含蓄美学来约束自我,从而创作出更有思想价值和艺术品位的诗歌作品。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穆旦的《春》、郑敏的《金黄稻束》等诗歌中的意象精彩而生动,富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在新时代,新诗在继承托物言志、寓情于理的同时,还要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在意象的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寻找契合点,不断培养和提升读者鉴赏新诗的能力。”

借鉴外来,实现文化走出去

注重对外国优秀诗歌的吸收借鉴,是推动新诗奔流向前的重要动力。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诗受英美影响较大,艾青、李金发等人的诗可以看出法国诗歌的影子,冯至等人的诗受益于歌德、海涅等德国诗人,宗白华等人的诗与日本近代诗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代诗坛重视对外国诗歌、诗人的研究,也存在食洋不化的现象,连外国诗歌为照顾韵律需要的分行都照搬过来,对译文进行生硬分行、断句。更让人担忧的是,很多诗人是根据学习和模仿译诗进行新诗创作的,而译诗本身就存在不少问题。

“由于文化底蕴、语言习惯等的不同,外国诗歌在情感表达、精神指向、价值观念等方面有自身的特点。在百年新诗的发展中,我国翻译介绍的外国诗歌不可谓不多,但在文本选择、翻译水准上堪称上乘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有些作品甚至人们读起来都不知所云。”学者蒋登科认为,在诗歌翻译方面最好的译者可能是精通某种外语的诗人,他们既熟知原作的文化背景、艺术特色,了解诗人的整体创作、艺术个性和艺术影响,又熟悉汉语尤其是新诗的独特表达方式。就目前来看,我国对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大多是译者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在进行选择,缺乏系统规划和人力、物力的投入。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新诗诞生之后不久,美国芝加哥的《诗刊》就译介过中国新诗。1936年,英国出版了由阿克顿、陈世骧编选和翻译的《中国新诗选》。但是在过去,新诗和外国诗歌的联系多是单向的,主要是围绕引进开展工作,很少考虑新诗的输出。业内人士认为,跟外国诗歌的引进相比,新诗的输出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范围、影响上都有很大的差距。这一方面跟新诗创新不足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我国缺乏可供推广的优秀选本,对优秀诗人及其作品很少进行全面推广,只是在一些交流活动中进行介绍。因此,遴选优秀的诗人和新诗作品,组织优秀翻译家对这些作品进行翻译,向国外的读者系统推广新诗,是助力新诗发展、实现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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