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翻译”

端午节，历来被认为是祭祀屈原，然而，屈原这个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人群阶层中往往有着很大的不同，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文化处境，对屈原形象进行“翻译”，在他们的眼中，在他们的笔下，屈原有时是“神”，有时是“鬼”，有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人”。

在死后的百年间，一直到司马迁之前，屈原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先秦的典籍中并没有对他的记载。他的事迹大概最初一直在民间以口头的形式流传。最早从民间传说将屈原的形象“翻译”出来的，是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很有才华，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上官大夫等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了楚的都城郢，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屈原“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尽了。司马迁亲自去了长沙，拜祭了屈原投河自杀的地方，并在那里哭泣凭吊了屈原。司马迁走访楚地，楚地民间流传着大量有关屈原的传说，这些成为写传的依据。当然，他在材料选择上有所取舍，“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对一些荒诞不经的传说，他并没有采取。司马迁的说法一出，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形象就此广泛流传开来。到了东汉王逸的时候，最终确立了屈原“忠君爱国”的形象。王逸《楚辞章句》认为，人臣要以“忠正”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屈原做到了这一点，他“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儒家思想梦寐以求的典范人格。

司马迁对屈原的“翻译”，重在材料取舍上，取己之所需，我想把他塑造成什么样子，我就取什么样的材料，无关的则不取。王逸的改造则在于用儒家文化重新阐释，无论你写的是什么，我都把你的观点比附儒家的正统文化，你写的什么不是重点，我给大家翻译你写的意义才重要。总之，经过司马迁、王逸的阐释和翻译，屈原成为了儒家文化的“神像”。

当然了，没有被纳入正统，留在民间的有关屈原事迹的传说，从秦至汉也并没有中断。秦朝以“刑罚”治国，还没来得及教化民众，就轰然倒塌了，汉初实行“黄老”政策，与民休息，《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对民众的影响也微乎其微，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民间传说依旧保持了自己的某些特征。

在儒家文化影响最为薄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纪念屈原的活动终于被“翻译”到了文本当中。晋王嘉《拾遗记》记载说：屈原“忠”，但被排斥，后来被逼迫投水自杀，楚国人思念他，仰慕他，把他当成水鬼进行膜拜，“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端午条载：“是日竞渡。”这一天要进行龙舟竞渡，下面解释说：五月初五，端午节有赛龙舟的习俗，这一风俗是因为屈原投水，人们不忍，在水中划船，象征着拯救他。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记载了五月初五吃粽子的原因，屈原死了，人们感到哀伤，就在水中投竹筒饭，祭祀他，东汉建武年间，长沙有个人叫区曲，在白天忽然看见一个士人，自称是三闾大夫屈原，他对区曲说，得知你正要来此祭奠一番，很好，但这些年大家所送来的东西，总是被蛟龙偷吃了，今天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送的话，可以在外面包上楝树叶，再用五彩线缠上，这两样东西是蛟龙所害怕的。在民间，屈原常常以“鬼”的形象出现，这显然是民间群众“翻译”出来的屈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更多的是像屈原一样的普通“人”，那些与屈原有着相同或相似命运的人，总能在屈原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而他们“翻译”屈原，哀吊屈原，往往也是在诉说自己，感怀自己。

第一个吊屈原的是怀才不遇、被流放到长沙的贾谊，他在《吊屈原赋》中说屈原一生“生不逢时”，这又何尝不是在说他本人呢？

诗圣杜甫，一心报国，然一生坎坷，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他途经湘夫人祠，写下了《祠南夕望》一诗：“百丈牵江色，孤舟泛日斜。兴来犹杖屦，目断更云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邓魁英、聂石樵二先生在《杜甫诗选》中评价说：“此诗系因湘夫人祠而思及《楚辞》，由《楚辞》而思及屈原，由思古之幽情而及眼前之遭遇。内涵丰富而不着痕迹。黄生云：‘此近体中，吊屈原赋也，结亦自喻。’”一生漂泊的老杜，颠沛流离，在人生的最后，他一声长叹，是在吊屈原，也应是自喻，他对屈原的理解和翻译，也是对自己一生缩影的投射。

后世如老杜一般借吊屈原而抒发自己情意的人举不胜举，屈原的磨难是古代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们常常要面对的问题，他们因为有着和屈原相同的境遇，因而也就把屈原“翻译”成了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

端午节，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加入新的内涵，屈原，也因随着人们境遇的变化，而不断被注入新的形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每个人都可以翻译出自己心目中的屈原。但不管如何“翻译”，毕竟还要有一个忠实的底本存在，那大概就是屈原本身的人格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