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与不确定的彼岸——胡志颖的艺术精神的求索之路

　　在建构某种历史叙事的时候，我们总会分门别类地罗列出诸多现象以及进行阶段性的特征划分，但是如若我们走进历史的细部，就会发现有些人跟既有的那些现象和特征陈述若即若离，很难进行确切归类。他们是行走在“历史的缝隙”之中的人物，但是回过头来看，他们却像“锲子”一样立在那里，增强了我们看待事物的维度。

　　我觉得，胡志颖就属于这样的特殊案例。他来广州已达30年之久，他很早就受到西方现代艺术和文学的影响，在美院求学阶段更是沉浸在学习西方现代哲学和文论的氛围之中，他曾经的抗争颇具某种事件性效应;他也是比较早进行现当代艺术探索的一员，70年代末便进行超现实主义的创作，也曾经和广东的重要艺术团体“大尾象”一起展览;他学国画出身，也常用水墨、宣纸和绢本作画，80年代就创作了大批抽象型水墨，但是，在梳理广东当代艺术脉络的时候鲜见其身影，他是中国艺术界的“独行侠”。

《堂吉诃德先生之七》2014，布上油彩、丙烯、木碳，100×80cm

《基督蒙难之二》2015,oil,acrylics,charcoal on canvas,170×200cm

　　整体来说，他的画面融汇了中西不同的元素，借鉴了不少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语言，他的绘画具有突出的运动感，大胆地运用色彩，笔触带着情感迅疾行走，力量喷薄而出，但是他又不是纯粹的形式层面的语言探索或者情绪宣泄，也不是以图像符号传达观念意涵的惯常做法。他没有具体的指对物，而是执着于某种强烈的形而上的精神思索，这种思索有其自身的逻辑，是兼及普遍性和个体认知的一种深度的精神观照。

　　80年代末胡志颖所进行的水墨实验便显示出其对不以现实为依的心象幻觉的探索，以开启“水墨语言的先天综合性”的演绎。在90年代以来的带有山水意象的综合媒介创作中，他对非经验化的彼岸世界的观照愈发深入。画面设置了多重景观的构造，底层主要是气势磅礴的宋人山水，将观者导引到那个幽深的历史语境，但是他又在上面以特别闪亮的笔调和色彩点缀了不少荆棘、花卉、鸟虫，由此形成宏观与微观空间的碰撞，再加上髹漆造成的光洁如镜的平面，备显梦幻迷离。他所借用的图像元素也不全是中国古典式的，还有西方现代派的绘画与摄影，多重物景和时空在此交汇冲撞，最为鲜明地体现了他所说的“文化反差”。他所设置的结构并非随机而成，他似乎是按照某种数理逻辑在进行演示，但是所驾驭的又不是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语言程式，而是古典世界的图式语汇和现代意识流式的干扰因子，因此别有一种“伪科学主义”和神秘主义杂糅的张力。特别是《内典录》系列，中国山水与带有西方古典意味的遒劲的“藤蔓”缠绕在一起，再加以部分有如游走的“精虫”的笔线，形成了奇崛、玄幻、幽邃的摄人心魄的震撼效果。

《胡杨树与无名花——在鲁本斯、胡志颖之后》2016,oil,acrylics,charcoal on canvas,170×200cm

《圣徒的舞蹈之二》2016，布上油彩、丙烯、木碳，170x200cm

　　胡志颖另一重要线索的创作是通过借用英国艺术家培根的艺术语汇而展开的。他对那种激烈冲撞的精神世界的着迷使得其频繁使用培根式的粗犷强劲的笔触和扭曲变形的形体。但他并不关注笔触和造型的具体对应物，他诉诸笔端的形状更多的是其激越的精神轨迹的反映，并且因为油彩、丙烯、大漆以及木炭等多种材料的交集而使得图像更具深郁战栗之感。逐渐地，这一线索的创作也朝向多重图像的构造发展，比如底层是巨大的粗黑线条的脸谱，再添加以极尽扭曲和诡异的不明形体，相互之间似乎构成语义的拆解与诠释。而最近几年，他的不少作品都与西方典故有关，奥菲利亚，堂吉诃德，亚当与夏娃，基督蒙难……这些典故的形象往往是以木炭绘制而成，有一点西方古典素描的痕迹，覆盖其上的则是奔突激荡的油彩和丙烯，它们没有具体的形，构成对既有图像的肢解，打破了那些经典的肃穆氛围。在他的心底里，宗教性和人的欲望冲动、禁忌与僭越本身就是一体的，不存在那样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或者说欲望的不停歇以及人的徒劳本就颇具宗教仪式感。他对一些具有讽刺性的经典故事亦另有见解，在他看来，像堂吉诃德这样一个看似滑稽和悲剧性的人物，其锲而不舍的不切实际的行动实则具有某种崇高的意义。

　　放眼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界，像胡志颖这样长期执着于终极问题探索的艺术家实属罕见。实际上，这种有关精神性问题的创作的稀缺与整个时代的境况有关，进入90年代后，中国当代艺术最为突出的指向之一就是消解崇高，解构权力，走向个体化、碎片化，而精神性建构，极容易导向道德价值观的灌输以及权力关系的形塑，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思维模式。胡志颖的精神性问题探讨并非如此的绝对和简单，一方面，他专注于经验界限之外的不可知的彼岸性表述，他曾经花了很大的功夫研究文学的彼岸性问题，而在艺术创作中，他所着力的是如何以视觉语言展现彼岸世界，依托于自然、梦境、想象、冥观，将其转换为视觉的迷宫，尽管他知道这些呈现不能与那些心灵的幻象完全对等，但是他确定这种彼岸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从写作《艺术无常论》以及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持续研究当中，他就建立了对世界的相对论的认知，不确定性和多元性，以及有关非理性的讨论，也扩及到他对彼岸性问题的认识上，所以，他的精神性探究并不会走向唯一化和新的话语霸权。

　　胡志颖的艺术有一种末世审判的感觉，他在拷问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拷问着自己。这使得他总是在制造那些冲突性、矛盾性特别突出的图像，但是他从不停留于现实世界具体的现象和事件，而是指向某种根本性的、人的存在的精神远景。虽然他的作品有关宗教性的终极关怀，但是他并非教徒，也不是在创作某种宗教性作品，他并不绝对诚服于某一精神和教义，而是保有一种探究根本性问题的持续热情。胡志颖的世界要足够强大，因为他不依托于任何既有的信仰体系，而是自己编织了这一宏阔而复杂的精神观照系统，并且要倔强地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