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超越时代才能走向远方

诗歌表达和抒发着历代诗人对家国、民族和时代的歌颂与赞叹，古体诗的辉煌记载了中华文化的绵长渊源，新诗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但在处理新诗与传统、诗人与时代等问题上还有很多争议。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业内专家学者。大家提出，思考在知识结构、经验积累相对完备的基础上，如何超越前人所建立的诗歌范式，是探索更有创造力的表达方式的重要途径。

百年来走过的弯路

新诗走过百年，不少诗人以独特的个性，在诗的节奏、韵律、与古典的融合、与世界的接轨方面有孜孜不倦的追求，但也走过很多弯路，例如胡适主张“有什么话，写什么话”；郭沫若没有严格的韵律和节奏要求；1921年到1925年，还出现了冰心的《繁星》《春水》这种风行一时的完全不讲韵脚和形式整齐的小诗。学者汪再兴认为：“虽然这种自由体诗是对旧体形式束缚的否定，但它本身就包含着否定自身的因素，过分的自由使新诗逐渐丧失了诗的味道和美感，特别是一些内容空泛而徒具自由体形式的新诗，败坏了新诗的声誉。”

“新诗流派纷呈，可是很多流派的宣言写得仓促，在对西方文艺理论并没有深入研究、深入理解的情况下，进行浮浅甚至扭曲的实践，对新诗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汪再兴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诗派一方面坚持艾青所大大拓宽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一方面又给自己的艺术发挥留有足够的余地。在诗歌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等问题上，七月诗派只是在大的指导原则上要求一致，并没有具体的条条框框，才没有“窒息”他们在艺术风格多样化方面的努力。

悲壮的“力拔山兮气盖世”，豪迈的“大风起兮云飞扬”，深情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正因为长久以来诗人在创作中所展现的不同美学价值，才造就千姿百态的诗歌作品。学者马慧聪认为，即使在创作日常化、题材生活化的今天，诗人也应该在作品中体现独到见解和对美的发现。写作的生活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诗歌创作的“量”，却忽略了创作的“质”，进而造成了对诗歌创作环境的破坏。

诗歌与时代的互动

废名、卞之琳、冯至、穆旦等诗人的实践启示着年轻诗人，外国诗歌的大量译介及翻译水准的提高，也丰富了新诗的资源。诗人臧棣认为：“诗必须对时代做出某种反应，最终必须归结为对时代的超越。”“反应”这种单向度、被动式的阐述，弱化了诗歌的独立性，不能充分揭示诗与时代互动塑造的深层关联。诗人马骥文认为，这种超越不是脱离时代，而是在自我辨认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孤绝的勇气，以更恰当和准确的方式进入时代。在这个过程中，诗一定要突显自身的力量，换句话说，诗必须与时代擦出火花。诗人在语言技艺上的精进和成熟，是在跟时代的互动中完成的。

“诗歌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和想象世界的视角，还在于人们通过诗歌能够对身处的时代作出整体判断，对揭示这个时代的精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学者唐小林说，“诗歌作为一种能够提供审美视野和精神内景的语言现象，既帮助人们重新建立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时也在不断创造出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超越性图景。诗人通过诗歌创作检测和锻炼自己关切现实的能力，在自我精神的探索之外，也在寻找和确立自我在社会参与中的位置。”

“诗与远方”在大众文化中的流行，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诗歌在公众视野中的符号意义。学者杨君尧注意到由此所产生的怪象：当代诗歌在表面似乎在走向“繁荣”，但在文体意义上可能仍在持续走向“边缘”。诗仍处在边缘，但被作为生活方式的“诗”成为生活方式的代言。大众接触诗歌景观或诗人形象的次数也许大于诗歌文本。诗歌更多是以“被观看”而不是以“被阅读”的方式存在。当“诗”与“远方”并肩步入大众的文化视野时，大众所关注的“诗”已非文本本身，看重的也并非其内在的艺术价值，而是一种可被消费的符号。

开掘新方向，塑造新品格

无论是古体诗还是新古典诗，起兴都是写作中的第一道关隘。学者李啸洋说，古典诗的兴是整体的，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诗词语库构成了庞大的意义参照系，这是新诗写作者的指南针。新诗的兴是局部的，更多依赖古典诗创设的语境，例如张枣的“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飞廉的“乌衣公子，天籁诗材，背上的七颗小星，照亮了暮春的坏天气”等，古典诗歌中的树木、花朵等，都在当代诗人的笔下找到了意义的出口，新诗在化用古典式的意象的同时，也为新诗注入了新的美学品格。

马慧聪认为：“诗歌创作不只是追求对现实实物外形、外貌的描写，更要通过独特的手法展现事物的内在情感本质。诗歌不是在教给读者理性的知识，而是带领读者在感性的情感世界中无限延伸。”新时代诗歌已经站在了新诗百年的厚度上，既要在持续融会贯通与深化探索中确立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审美风格，也要不断锻炼历史想象的能力，保持与外部世界的内在联动，也需要警惕成熟的诗歌语言可能带来的僵化感，诗人需要在不断反思中重新激发和释放语言的活力。

“新时代诗歌的技艺和语言越来越纯熟，这既跟当代诗人的整体心智、社会阅历和所受的教育有关，也与新诗在语言探索中所积累的经验不无关系。”唐小林说，在诗歌内部进行摸索，不断锤炼诗歌艺术和语言方式，进而展开对个人生命经验的书写，成为当下很多诗人最初进入诗歌创作的一种路径。但新诗不仅要关注诗歌内部的语言和形式等表达机制，还希望这种实践最终能够参与到社会整体文化的建设中。因此，如何通过诗歌创作将内在生命体验与外部社会实践进行结合，成为新一代诗人可以继续开掘的方向。